改革开放40年·亲历者说
“我有幸成为在上海的这支乐队的一名演奏员”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闫书华 邱然]  发布时间:2018-11-20

   采访对象:赵启正,1940年出生,1963年参加工作。1984年到1992年期间,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0月,参与浦东新区开放筹划,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采 访 组:闫书华 邱 然

   采访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浦东赵的名号,我非常不敢当”

  学习时报:赵主任,您好!从1990年宣布浦东开放开始,您的名字就跟浦东联系在了一起,“浦东赵”因此而得名,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

  赵启正:好的。上海在浦东开发之前,它在全国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它原来是全国最大的纳税大户,全国税收的七分之一是上海纳的,工业也是全国最强的。但后来广州、深圳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上海地位相对下降,加之上海的基础设施长期没有加强建设,居民住宅很少,民居面积在全国大城市中几乎是最低。交通十分拥挤,当时有人统计公共汽车上一平方米有十一双零一只鞋子,就挤到这个程度。上海人自己感觉是比较沉闷的。浦东开发宣布之后,把上海人心里的干劲点燃了,像火山爆发一样,全市人民都非常兴奋,都有一种蓄势待发的热情,想把浦东开发好,加入全国改革开放的行列。

  我当时是组织部部长,着手为浦东开发筹备班子,当时我们地图上规划出来的只有三个区两个县的面积,并没有准确意义上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成立一个浦东开发办公室。邓小平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委决定提前成立浦东新区,具体时间定在1993年1月1日。从1992年下半年秋天开始,筹备新区就作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们当时选了800位新的浦东开发区的公务员,舆论上说这是800壮士,是个新的征程。

  学习时报:当时大家可能被您的干劲感动了,所以亲切地称您为“浦东赵”。

  赵启正:“浦东赵”的说法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初应该是外国人先说的,后来中国媒体也说了。我自己非常不敢当。因为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是小平同志的决策;浦东开发是上海市委的大事,市委历任领导筹划很多年,为浦东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的决策都是市委作出的,我只是执行层。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如何开发得好、如何开发得快、如何开发得质量高,我是跟着市委领导的步伐前进的。

  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浦东开发是继深圳开发进行的,没有深圳开发的成功,中央不会下决心开发浦东。很多的做法是深圳带的头,压力也是深圳承担了,所以我觉得深圳是披荆斩棘的先锋,我们是跟着深圳的步伐前进的。

  学习时报:当初您是“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的,设定预定开发目标时,首先思考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种眼光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

  赵启正:谢谢你。当时浦东开发宣布之后,国内外都在问浦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我就一再表达,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那么这里面就提出了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这句话我看的是很重的。当时经济全球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还不热。我们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趋势。所以再三强调浦东开发不是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是一个科技园区,它是一个现代经济城市的一个市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市区。外国人就不明白这龙头是什么意思,龙头是表示引擎、领导人?还是带头羊?或是特别聪明、很有智慧?每个外国人理解得不太一致,但这些理解都不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各国的政治对话当然是由首都承担的,但是经济对话一定是由最大的经济城市来承担的,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新加坡等。而中国能够承担经济对话最有资格的后备城市,是上海,但是上海当时和这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使上海成为有资格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平等对话的城市。所谓对话就是经济的交流,包括资金的流动,科学技术的流动,还包括贸易、信息、人才,特别是金融的畅通,这都是国际经济城市所必需的。除了动员大家努力外,我也经常查阅国内外的一些文献。因为我原来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养成了查阅文献的习惯。我英文说得不好,但是看看资料还是可以的。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当时,也就是1993年,如果在纽约打100个国际电话,95个以上可以一次接通,在上海打100个国际电话,恐怕九十几次接不通。这就说明了我们跟国际最大的经济城市之间,不仅有通讯的差距,还有航空交通上的差距。所以我们就在通讯、航空等方面,都按照国际先进经济城市的标准来谋划。

  当时亚洲存在一个经济走廊,由日本开始,东京、神户到汉城,那时候还叫汉城,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等,这一系列的城市连成线,它们都是亚洲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GDP总值在1996年底已占全世界的25.6%。上海在这个经济走廊中的位置是居中的,向北可以向韩国、日本发展,向南可以向东南亚发展,所以当时请大家特别注意上海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很有效的。

  学习时报:对,所以您当时对上海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

  赵启正:当时还没有“一带一路”的说法,就是经济走廊这个说法。

  学习时报:现在回想起来,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最艰难的是什么?

  赵启正:最艰难的是关于人,第一是缺少人才。比如,国际经济合作的人才。加上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给我们跟外国人谈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再就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人才,上海市原来的建筑是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杂乱无章,很多街道过窄、弯曲,甚至有死胡同,规划设计就是一个难题。当时的国际交往,可以说首先是国际人才的交往。我们怎么办呢?加强和国外的交流,除了派我们的人出去学习,也请外国人到这里讲讲课,办一些国际的会议。每年一次的会议,外国专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对浦东开发很有帮助。我们不但吸收外国的资金、吸收外国的经验,也吸收外国的智慧。

  第二个是人的思想问题。几十万农民迅速地城市化,他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到工厂不适应八小时工作制;开出租汽车,给他们培训,他们都不愿意开,觉得比较难,不如种田省事。当时,费孝通先生到浦东来考察,我们俩一块儿讨论。我提出一个观点,浦东开发呼唤社会学。他听了以后非常振奋,让我解释一下。我说中国城市化是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剪辫子的汉人,到我的父亲就是大学毕业生,开始穿西服了。但是他们也缺少跟外国在经济方面直接合作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没有。而我这一代就赶上了浦东开发,如果以此推算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按30年一代的话,至少四五代才能达到城市化。如今15年到20年,浦东的农民基本上就要实现城市化,他们如何适应?这就需要社会学家考察城市化,而现代社会学家能够有幸在十几年、二十年内考察城市化的进程。他非常高兴,派了他的一个学生,专门来考察浦东的农民问题,最后这个人我们留下了,现在是上海大学副校长。

  浦东开发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如何对待农民,如何让他们生活好,让他们不失落,是我们当时关注的大问题。

“浦东开发交响乐的总谱是邓小平同志谱写的”

  学习时报:如今的浦东,乃至整个上海日新月异,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回想起浦东新区开发的过程,您觉得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赵启正:总的来说,归结于我们党的伟大政策,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法规规划先行。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20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1996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了国内外。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所以,我们去上海人大汇报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而我们坚持要汇报。这是考虑,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就不能轻易改动了。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

  还有一个是简政精兵。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比如规划、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还要厘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许多只属于备案性质的手续,就不用再经审查过程了。还有的事务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如投资咨询、人才介绍所、行业守则等等。“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对于以前的政府要小,但对社会的依靠更多。如果不先简政而后精兵,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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