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亲历者说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陈思]  发布时间:2018-11-23

   采访对象:孔丹,1947年出生。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8年1月

  学习时报:您曾长期在中信集团担任重要职务,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中信的诞生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请您谈谈中信创立阶段的情况。

  孔丹:我曾查阅中信的历史档案,其中记载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有些是我亲历的,有些是我考证的。

  追溯起中信创立的“史前史”阶段,应该是荣毅仁作为“红色资本家”被国家领导人纳入视野的过程。1978年2月,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他在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小平与荣毅仁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就是对外开放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有观念障碍,也有制度障碍。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体制内部是很难改变现状、取得突破的。

  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需要组织推动力量,荣毅仁是合适的人选。他既了解计划经济也懂得市场经济,知道如何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由他出面,就可以培植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由外自内的变革。

  学习时报:您能追溯一下“邓小平点将”的过程和如何推动创立中信的吗?

  孔丹:这应源于邓小平组织的一次火锅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会议刚闭幕20天,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荣毅仁和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在人民大会堂座谈。邓小平开门见山说:“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邓小平这么说是希望这些“文革”中靠边站的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并提出希望荣毅仁出来从事对外开放工作。荣毅仁坦诚表态愿意干,并提出成立公司的设想,邓小平让其放手去干。中午,邓小平请他们吃涮羊肉,边涮边聊如何发挥工商界人士的作用,搞好招商引资工作。邓小平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可以先试点,由点到面,在实践中找出经验。据说,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很少设宴请客吃饭,而这场“五老火锅宴”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自导演的,从而推动了创办中信的这台大戏。

  邓小平提出由荣毅仁组织一个公司的提议,10天后,荣毅仁向中央提出关于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初步建议。不久,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

  1979年7月8日,有两个重要的消息公之于众。一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签署令。二是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两条消息在同一天发布,表明了国家推进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表明中信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中信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亿元人民币,当时国家的财政比较困难,实际只拨给了1亿元,就这1亿元都还迟迟没有到账,真是名副其实白手起家。荣毅仁拿出自己的1000万元给公司开张,这笔钱成为第一笔启动资金。后来国家总算给拨来了2000万元,再加上荣毅仁拿出的1000万元,中信有了3000万资金开展业务。

  学习时报: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所具有的开创性,与当时的体制必然产生一些碰撞,中信当时是如何开辟出一条新路。

  孔丹:1979年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年代,中信是属于体制外运行的,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拾遗补缺”的,当时就是在夹缝中求生。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信当时很多主张可能在今天看来算是常态思维,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却很另类,遇到很多挑战,常常是变换一种方式,采用变通的办法,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国家有特殊政策支持。谷牧同志曾经描述过中信在建立初期遇到的体制困境,他生动地说:长安街不让中信走,“煤渣胡同”总要让它走吧?其实,谷牧同志所说的“煤渣胡同”是和长安街平行的一个小胡同,虽然很窄小,但是也会通到同样的目的地。

  但无论走胡同还是走大街,都绕不开管我们的单位。那时候,中信是一个正部级单位,但出去谈事情都是非常艰难的。当然,我们还是做成了很多事,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体制的突破,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信从诞生之时,就始终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创造出在当时中国最有效的商业经验。长期以来,中信担当了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担当了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开路先锋。

  学习时报:在4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信都有哪些开创性的成果?

  孔丹:开创性的领域可以举很多例子:1979年,中信设立了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商业房地产企业,在北京建造了第一个商业办公大厦——国际大厦。1980年,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中日合资的中国东方租赁公司。1981年,成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是第一家从事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公司。1982年,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是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1985年,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到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1987年,成立中信实业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的企业。1990年,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是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1993年,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2003年,中信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上市的证券公司。

  在中信40年的历史上这种首创数不胜数。我选取两个比较重大的项目来谈一谈吧。

  第一个,“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

  “亚洲一号”卫星前身是美国的一颗卫星,1984年2月首次发射。但是,卫星在脱离了航天飞机之后,未能进入预先设定的轨道,从此漂流在太空中,成了“流浪儿”。

  那个时候,中信集团刚刚成立了旗下的亚洲卫星公司,成功购买了这颗卫星,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亚洲一号”。

  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成功。后来,亚洲卫星公司成为亚洲实力最强大的卫星运营公司,相继发射了“亚洲二号”“亚洲3S”“亚洲四号”“亚洲五号”“亚洲七号”等卫星。目前,公司连接了超过50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接通了超过40亿人的网络通讯,为全球超过100家电视电台广播机构提供了300多套电视和广播频道,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包括通信网络、宽带、多媒体等多种电信服务。

  第二个,建设鸟巢工程。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恐怕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中信集团是鸟巢的建设者。2002年的秋天,当时中信集团的董事长王军决定参与建设国家体育场的竞标,他说:“建设鸟巢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件大事,能够参与这个工程对中信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很难用商人的标准来考量。”他说:“即使赔本,也要中标。”

  建设鸟巢所担负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其超高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成本上升在建设当中不可控制,中标者难以盈利。这样重大的工程,聚集着全球的目光,施工的各方面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一旦建筑质量出现问题,承建单位和政府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巨大的责任、风险与寥寥无几的利润面前,很多商人落荒而逃,有些已经中标的单位也悄然离去。然而中信没有动摇,反而主动迎了上去,这里面饱含着中信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中信站出来做事情的时候,中信绝不退缩。从荣毅仁创建中信的那个时刻起,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对中信人来说,就是融入血液的价值观。

  学习时报:您到中信以后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棘手的事情?请您回忆一下。

  孔丹:2006年6月,我刚从光大调到中信,从2000年到2006年,我担任中信的总经理,配合王军董事长开展工作。在王军任董事长期间,中信的总资产从800亿猛增到了8000亿。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遇到了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中信银行的改制上市。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些银行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不良资产,很多银行的呆坏账已经达到很大规模。中信银行和其他大型国有银行一样,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我发现中信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300亿。而当时,中信只有几十亿的资本金,按照会计准则处理,早就可以破产几次了。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整个集团带来严重危机。

  银监会给我们3年的时间解决问题,要求我们在限期内把所有不良资产都处置好,把资本金补充好。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化解这个危机?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国家寻求帮助。这可以借鉴当年剥离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二是靠集团进行自救。以发债等方式来融资,再对银行进行大规模注资,严格地处理呆坏账,足额拨备、核销,并夯实资产,直至达到监管标准,最终改成股份制银行,择机上市。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自救。我们请发改委批准中信发债。当时发改委只为项目批准发债。我就说:“中信集团解决中信银行资本金的问题也是一个项目,发改委批准我们发债,是一种改革,一项创新。”就这样,2003年发改委报国务院批准,让我们发了100亿的债,其中有60亿专项用于补充银行的资本金。2005年,我们以同样的程序发了90亿的债,其中有87亿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发债融资,以及集团的一部分利润留存,全部拨到中信银行,把银行300多亿的不良资产拨备、核销了200多亿。我们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得到解决,为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我接任董事长后,我提出中信人的使命:既要稳定、连续,又要开拓、创新,一定要把荣毅仁董事长开创的、全体员工共同奋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中信,继续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2007年4月27日,中信银行在上海和香港A+H股同时上市,彻底解决了不良资产处置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后来,我概括了这个过程:自费改革,自费留学。H股是面向世界金融市场发的,就是“留学”。当时,我们分别去美国、欧洲做推介路演。中信银行上市的融资总量约为60亿美元,认购倍数达到了90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数字,直到现在可能还是中国银行业在海外认购倍数最高的。

  中信银行的上市,一举化解了危机,我们实现了“转危为机”。危机这个词,包括danger,也包括了opportunity,危机中既有危险,也有机会。我们把危险转化成为一个高速成长的机会。

  中信集团的业务架构很好,但盈利能力在较长时期一直在十几、二十个亿左右,我就着力推进加强企业竞争力的战略。国际上的商界大亨对盈利货币单位一般都用美元或欧元来计,最小的计数单位一般都是用Billion,也就是十亿美元是一个单位,否则就没有分量。

  2007年,中信银行问题解决了,集团其他的一些业务增长速度也走上了快车道。这一年,我们第一次硬气地宣布:中信集团2007年的净利润达到160亿美元,在国际上也有了点说话的权力,有人把这种发展速度称为跨越,我们实际上是“弯道超车”。

版权所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京ICP备05047277号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