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线上理论研讨会综述

2020-05-15
15 2020-05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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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郭兆晖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5月8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与报刊社共同举办“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线上理论研讨会。会议由龚维斌教授主持并作总结发言,褚松燕、赖德胜、刘恩东等多名教授做了主题发言,报刊社副总编辑熊若愚参加会议。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全体师生共60余人参会。

  构建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褚松燕教授认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得到满足的需要,更是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危机事件,而是一种弥漫性的全球危机状态,是检验各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化或碎片化的一个时代标志,是检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分水岭,也是对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进程的磨炼。

  从长远战略布局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角度来看,不能单纯以线性过程来分析疫情处置这样复杂多变的危机社会情境,而是需要从社会关系连接和价值共识角度深入考察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要素和现实实践。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四重目标分别是以人民团结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目标、以稳定基层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结构目标、以责任共担为主要内容的成果目标和以跨域能力协同为主要内容的行动目标。疫情防控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一次实践检验。疫情时期与我国春节相近继而重叠,人口流动情况比较特殊,疫情处置和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比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有了较大进步。我国医学科学水平的提高,国内抗击疫情流程、机制的高效运转,信息传播和危机应对的充足预案准备,电子商务、身份认证应用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全球化产业链、社会组织的长足进步和发展,脱贫攻坚任务和行为网络的推进,使我国社会近几年处于动员状态。公民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权利需求与权利保障同步推进,进而升华为共同体情感归属;在重视纵向的自下而上流动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疫情使得横向联系的社会融合价值突显,全社会对慈善公益支持度增加;公民责任感增加,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利益成功凝聚,在风险共担方面,在对国家负责、对家人负责的责任感驱动下,人民群众自觉进行角色选择,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我隔离,群团组织发挥作用,个体志愿者人数明显增多;跨域合力正在快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充分授权相结合,政府的快速反应与资源调度整合高效,企业响应国家和群众需求迅速,从生产到配送等链条通畅,社会力量崛起。

  展望未来,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共识塑造还需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的公民教育,进而平衡社会多元价值。横向社会网络还需要加强,特别是社区层面,对各种社区社会组织应当予以更大力度鼓励。还应深度分析抗击疫情期间的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主体的行为方式,增强导向社会团结互助政策工具的引导力度。依据协商民主形成全过程民主和高效沟通基础上的决策,进一步提高跨域能力。

  应对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赖德胜教授认为,近百年来,人类经历了多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会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经济是否复苏、危机是否结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此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否构成经济危机,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它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国际劳工组织3月18日发布了疫情可能对全球工作造成影响的评估报告,并先后于4月7日和4月29日进行了更新。根据最新的估计,到今年7月,全球将失去3.0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了0.3个百分点。

  透过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疫情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大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部分工作可以在网上完成,比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交易、远程政务等,疫情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是就业质量的下降。但次要劳动力市场不同,市场主体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或者是自雇者,且所在行业大部分在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旅游娱乐、交通运输和制造业,受冲击比较大。第二,疫情加剧了受较多教育的劳动力从主要劳动力市场向次要劳动力市场渗透。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是他们的首选,但疫情一方面延缓了毕业生的就业进程,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招聘数量,部分毕业生只能渗漏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和就业。高校毕业生的渗漏,会挤占原本已经很拥挤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空间,使该市场上的劳动力面临更大的压力,增加失业风险。第三,疫情加大了农民工返乡或留乡就业的可能性。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其中年底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5亿人。在进城农民工中,仅40%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为完成既定目标,党中央提出了“六保”的任务,其中“保居民就业”是居于首位的。为此:第一,应发挥基本经济制度在保就业中的优势,发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部门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保”就业中的作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第二,应畅通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使中小微企业和自雇者都能得到“政策之水”的滴灌,保市场主体。第三,应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人力资本政策。第四,应加强对失业者和收入困难者的支持和保护,这对于刺激经济至关重要。第五,应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建设好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

  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两个准备”

  刘恩东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国际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深远影响、国际战略态势出现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这对于我们如何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战胜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形势分析判断上来说,这是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和冲击国际秩序的严峻复杂性的重大战略判断。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21世纪最大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重大挑战,而且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产生巨大冲击,极有可能衍生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时,上述因素相互叠加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造成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巨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

  第二,从理论引领和行动指南来说,这是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南。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下外部环境变化的规律走向,坚定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以历史思维把握变局,以辩证思维应对变局,以战略思维引领变局,以创新思维塑造变局,善于驾驭和利用矛盾,准确把握主次矛盾,持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时俱进,始终掌握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权,不断提升应对外部复杂严峻环境考验的能力。

  第三,从国际角色和大国责任来说,这是中国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团结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正确选择。加强国际合作是预防病毒扩散和拯救生命的唯一途径,中国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强化政策协调、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在这场抗疫大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和大国担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来说,这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注入动力和活力的政治宣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有义务、有责任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对外工作要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担负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第五,从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这是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进行伟大斗争的政治动员。针对当前纷纭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各种新风险新挑战,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开展心理疏导

  胡薇副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复杂影响。目前可以看到,此次疫情放大了已经被隐藏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已经习惯的社会关系,甚至带来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问题。实际上,公共危机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自2003年非典之后即引起广泛关注,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更加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当前,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深入开展疫情后期心理疏导。

  第一,准确把握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心理问题。疫情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心理问题是不同的。心理干预的重点将从更为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干预”向更具常态化的“心理疏导”过渡。一是高强度防控后,积压的心理问题可能会“井喷”;二是高强度防控后,紧张的心理需要“软着陆”,压力需要科学有效地缓冲和释放;三是长时段隔离后,人们的社会关系需要“修复”。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心理疏导方面的优势。一是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立足社区”,开展心理疏导应有一个群众可以接受的更适宜的介入渠道,而且社会工作广泛扎根城乡社区,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二是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综合支持”,有效的心理疏导要动员各种资源,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其对生活的控制感,而社会工作恰恰注重多角度地解决居民问题,有助于将心理疏导融入常态的服务当中;三是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助人自助”,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着力避免以“权威”身份对服务对象进行过度干预;四是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协同支持”,社会工作一直主张“帮忙不添乱”“援手不缺位”,相对而言比较适应与多部门协同工作。

  第三,开展以“社区为本”的专业心理疏导。一是立足社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心理疏导;二是全面评估,进行分级分类有序疏导,在对问题进行准确评估并确定一种适宜的干预方法之前,应避免过于专业化的、技术性介入,以免引发公众敏感,甚至造成二次伤害;三是联动协同,统筹组织各类疏导,应明确将社会工作者加入心理支持的专家队伍、医疗队伍当中,将社会工作服务融入学校、单位、社区、医院、心理咨询机构和政府的心理疏导工作中,并建立一个统筹或响应平台;四是加强培训,有效开展心理疏导,要强化对心理疏导工作的专业督导和效果评估,增强心理疏导的有效性。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李志明教授认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第一,准确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疫情所导致的人员、要素流动受阻,对脱贫攻坚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贫困地区就业扶贫、产业扶贫以及扶贫项目推进实施进度等方面,可能导致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已脱贫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因无法顺利外出务工或发展产业受阻而面临因疫致贫、因疫返贫的风险,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如期高质量完成增添困难。上述这些问题,在湖北等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二,在疫情影响下要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鉴于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已经持续向好,我们应当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补齐补好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一是将就业扶贫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实施“优中更优”的支持政策,提供精准就业服务;二是更加重视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找准产业扶贫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精准施策、精准帮扶;三是进一步加快扶贫项目推进力度,压实责任、强化管理、倒排工期,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扶贫项目建设任务;四是切实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同时建立健全防止致贫返贫机制;五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贫困地区实施特别帮扶专项计划。

  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岳亮副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以来,中国通过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奋斗历程,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统筹各方资源、开展各项工作,我们才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第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派出中央指导组,举全国之力支援湖北和武汉。针对国内外疫情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灵活调整防控策略,适时推动复工复产。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的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这是我国能够取得抗疫决定性成果的关键因素。第二,“对口分包”体现中国特色集中力量办大事治理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解决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全国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我们党就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调配。援疆、援藏以及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实施的政府间“一对一”帮扶的政策性行为,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及时组织19个省份以“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湖北各市抗击疫情,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通过“对口分包”支援,全国各省医护精锐和医疗物资迅速向湖北集结,不仅整体提升了湖北的医疗水平,而且极大缓解了湖北医疗资源短缺局面,实现了联防联控的目标,有效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对口分包”体现了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中国特色治理智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面临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把握复工复产契机推动绿色转型

  王茹副教授认为,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产生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因素可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犯,打破了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态平衡。二是气候变暖可能带来新型病毒并加大病毒传播风险。三是环境污染会加剧传染病扩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对大自然缺乏敬畏之心,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资源环境的价值,重新考量人类在自然界的生态位置和生存法则。

  疫情带来显著的生态环境影响。一是可能打乱既定的生态文明建设节奏,经济增长短期的下降和中长期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加剧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同时,经济下滑将大大削弱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支付能力。二是可能冲击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报复性生产和消费很可能造成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反弹。三是国际市场供需平衡打破可能间接影响环境保护进程。我们必须保持历史定力,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两者间的有机平衡。首先要实现环境治理常态化,防止经济增长对生态保护的目标替代效应。重点要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大力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的生态确权,全面激活实现生态产品市场活力。其次要注重环境政策的“投入产出效应”分析,环境政策要保持“政策中性”,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等多元目标,实现政策产出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优化。再次要鼓励绿色消费和绿色投资,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新一轮经济刺激框架中,推动“绿色复苏”。可以考虑将“绿色新基建”纳入新基建投资范围,促进海绵城市、生态产业、城乡环境基础设施、新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考虑发放“绿色消费券”,以终端的绿色消费倒逼前端的绿色生产。此外要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方式,积极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绿色产业模式,加快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构建高效、清洁、低碳的绿色制造体系,促进绿色服务业发展。四是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理念,使绿色发展真正实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积累最坚实的国民认知基础和行动能力。

  龚维斌教授总结指出,各位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等专业和研究领域出发,就社会治理、劳动力市场、生态环境、心理疏导、脱贫攻坚、复工复产等方面内容展开深入交流探讨。主题发言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进行深入解读,将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对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认识和观点。此次线上研讨会不仅搭建了一个开阔视野、交流思想的平台,而且开辟了一个关切疫情影响、提出政策性建议的渠道。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将在总结本次会议的基础上,组织更多研讨会,以期为赢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责编: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