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的唐代县级行政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

2019-09-20
20 2019-09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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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赵璐璐

  对历史学专业领域的学习,起步于2001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通过四年的听课、读书、写作论文,我逐步摸索到了历史学科的门径,也将自己的主要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史领域,2005年保送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刘后滨老师,可算是开始了对隋唐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2007年我以《里正与唐代前期基层政务运行研究》这一硕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并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在导师张国刚老师的指导下,我选定了《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实际上,这一论题是我硕士阶段研究的扩展丰富和提升。经过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于2011年毕业并进入中央党校工作,可以说正式走上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参加工作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吸收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意见,扩充研究范围,以“唐代县级行政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很幸运地入选,得以获得支持继续进行唐代县级制度的研究。自此之后,我在这一领域先后发表论文若干,并将博士论文修改后同名出版,然后对博士论文原有结构和内容又进行较大程度修改,于2018年将项目递交结项,成果被评为优秀。

  选定唐代县级制度作为我的研究问题,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具有鲜明研究价值的论题。隋唐之际,中央行政体制完成了由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转型。在新的中央行政体制下,如何将地方政务纳入新的中央行政体制内进行管理,这是隋和唐前期地方制度调整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务的主要内容,如户籍与土地管理、赋役的征收和差派、社会治安的管理等,自秦汉以来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随着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六部制取代三公九卿制,实现三省六部体制下对地方政务的管理,必然要面临政务的重新划分与归总,以对应中央层面尚书六部对国家政务的划分。而中央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变,也自然引起地方政务处理方式和程序的种种改变,以形成不同于汉魏的地方行政体制和运作模式。加上隋代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使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和严密,地方政务中需要中央行使最终裁决权的部分自然相应增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新的体制和形势下,如何实现对地方政务高效有序的管理,就成为隋和唐初政治体制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隋代和唐前期循序渐进地在南北朝地方行政体制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地方行政制度在体制构架和人员设置方面与中央行政制度的对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仍带有旧制的遗留色彩。

  在隋唐地方行政体制整体转型之际,唐代前期县级政权的行政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就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在其与中央体制对接的过程中,一方面县级行政体制要形成与尚书六部和府州曹司的对应,另一方面运行机制又需要应对实际的基层统治形势,实现对百姓的管理。这就使得唐代县级行政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本身需要在唐初形态的基础上,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再调整。而中唐以后社会经济形势和行政制度的诸多变化,又给隋至唐前期定型的县级行政体制带来了新的冲击,促进了县级政务管理模式的再变化。伴随着中唐以来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唐代县级政权行政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在晚唐五代不断调整,宋代最终得以重新理顺,中唐以来的制度变化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因此,唐代的县级行政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可以说,县级政权管理模式从隋唐之际到宋代的转变过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变化中一个特殊且重要的阶段,也是观察唐宋间制度变革的极佳视角。对唐代县级政权的研究,因此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学界对唐代县级制度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跳出了以往县级官吏研究的模式,着力于进行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探讨。所谓“政务运行”,就是指行政机构对政务的处理方式和裁决程序。政务的处理与裁决是一种观察面向,研究的中心还是对以机构为依托的某种机制的探讨。所以,唐代县级行政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这一论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唐代县级各类政务的处理方式、程序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手段和模式的分析,探讨唐代县级政权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和运作模式,分析其与上下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在上述主旨下,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我关于唐代县级行政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有所创新。

  一、隋朝确立了地方佐官的中央任免制度,不断完善县级机构官员的设置,唐代前期仍在继续这项工作,在制度设计上完善了县级的四等官制和勾检制。借助唐令所规定的对唐代地方官府杂任和杂职的人员设置及归类,我的研究基本理清了杂任和流外官的区别,提出地方州县主要由流内官、杂任、杂职三部分人员组成。

  二、县级官府在机构设计模式上与府州和尚书六部是完全对应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县级政权的政务处理程序和方式与府州却是不同的。县令既是县级政务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经手人。通过对文书的分析,阐明了县令过问和判署所有事务,并且在基层大部分政务问责方面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县令作为“亲民官”的具体体现,也是唐代前期县级政务运行的突出特点。

  三、中唐以后使职行政体系的确立,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力量的增强,都对处于基层的县级行政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研究比较种种变化对县政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变和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上看,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因素,尤其是“镇”的出现和深入行政层面对基层进行管理,为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提供了改革的契机,使得原有的体制划一和机制矛盾之间的问题得以解决,为宋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变带来了助推力。

  四、从唐宋之间制度变化的趋势来看,在县级政务运行机制上发生了从程序分工到职能分工的转变,形成了更加符合基层社会实际的行政管理模式。县级官府更加侧重于中心政务的管理,而对于一些非中心政务则逐渐依靠社会力量处理,形成了官督商办、官领民办等治理模式,优化了县级政权的基层管理模式。最终突破了隋代以来仅仅在体制上与六部划一的制度设计模式,真正完成了将地方政务纳入中央六部管理的进程。

  综括而言,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将“政务运行”这一视角引入县政研究,拓展了对唐代县级政权的研究空间,引发了对一些旧有问题的新思考,打破了官职研究某些层面无法突破的壁垒。另外,通过对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也在拓宽政务运行这一概念的涵盖面。现有对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书层面,与其研究对象往往是中央决策机构有很大关系。中央层面的政务处理绝大部分依靠文书实现,这就使得对公文形态的探讨在中央行政机构运行机制的研究中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将政务运行机制仅仅理解为公文流转,其实过于狭隘。政务运行的主旨,是探讨依托于一个或几个机构的某种运行机制,公文形态可以反映出这种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不过肯定无法涵盖整个体制和机制。所以,对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除了对公文运作程式的分析,还应包括其他与政务运作相关的内容、与政务处理相关的问责机制、上下信息传递、具体国家治理任务的实现等。

  在定义政务运行含义的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唐代前期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特点,阐明县级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的矛盾,并从这一点来观察中唐以来县级行政体系诸多方面的变化,强调转型背后的制度内在动力。结合《天圣令》的研究,对比了唐宋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不同,提出从程序分工到职能分工的转型,也从这一方面探索了唐宋间政治体制的分化与重组、政务管理模式的变迁与承袭,为唐宋转型、唐型国家与宋型国家的异同提供了观察视角。

  我的研究项目“唐代县级行政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在具体学科分类上属于中国史,历史的研究方法或许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但我想任何学科作为学术范畴,都有其共通性。因此,我愿意谈谈从事科研和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粗浅体会。

  从事科研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要求引用材料和他人研究成果。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很严格去遵守学术规范,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不经意间的遗忘。比如在平时进行资料收集和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看到他人很好的观点,这时应该及时记录下来,并标明出处,不然时间久了,就可能存在将他人观点误认为是自己的论点这样的失误,从而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及时记录一些观点及资料的出处,对长时段的研究工作而言非常必要。

  在具体研究中要处理好几对关系。第一,处理好科研选题或者科研项目前期的规划框架和研究深入后结构调整的问题。在进行较长时段的科研工作的初期,当然都会制定研究的规划,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一般来说尽量按照计划的框架进行研究。但也必须承认,随着研究深入,会出现之前没有预计的新的观点、想法,有的时候会与前期计划发生较大的分歧。这种时候,则要勇于推翻自己所设计的学术框架,真正以研究成果为基础建立新的研究框架,而后再完成自己的研究。第二,处理好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回顾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开始研究之前都会需要对学术史进行回顾,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当中的定位。不过,许多研究周期较长的论题,在研究过程中学界肯定会出现新的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一方面注意及时阅读,将重要的观点吸收到研究中去,一方面也不必为其所干扰,仍旧要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继续研究,可以在项目完成之后,再对原有的学术史回顾进行整体的修改,将必要的新的成果融入自己的学术史回顾中去。第三,处理好研究课题的整体理论逻辑和个别观点、创见之间的关系。设定以专著形式来呈现研究成果的论题,从整体上都会具有也应该具有内洽的逻辑,也就是说是在章节之间都应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具有核心的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随着研究深入也会产生许多有意义的衍生的论题,这些论题往往具有研究价值和理论创新,会使得我们投入其中而偏离了主体研究。因此,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割舍个别论题的研究,将一些枝蔓砍掉或者暂时搁置,保持研究的整体理论逻辑,展现最集中的研究成果。第四,处理好新、旧史料或者说材料之间的关系。无疑,使用新材料有利于产生新的成果和获得学术创新,我的研究中一些成果的取得就与使用《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蕴含的大量州县政务方面的材料直接相关。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材料往往具有零碎、不完整等问题,只有将新材料与原有的所谓旧材料充分结合在一起研究,才能够发挥新材料的价值,也才能够真正推进问题本身的进展。因此,对于新材料不要迷信,还仍旧需要将更多精力放在对已有资料的深入解读、广泛利用上。第五,处理好潜心研究和关注技术性细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项科研成果,其本身的价值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也要考虑到,为使成果能够在有限条件下为专家所了解,应做好一些细节工作。比如,成果的每一章要有小结,方便评审专家或阅读者以最短时间了解每一章的中心观点;成果结项时要仔细推敲最终成果简介,以精炼而又不是简单罗列的行文将结论表述清楚等,达到让评审专家充分全面准确了解研究成果的目的。第六,处理好按照计划推进研究和项目延期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延期作为项目推进缓慢的避风港,也不能仅仅因为避免延期而匆匆结项。要总体上对自己的研究进展有充分把握,课题研究如期正常进行和完成是最好的,但若确实因为研究需要也应慎重考虑延期的必要性。

  核心是认识项目与成果之间的关系。获得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出优秀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而并非仅仅完成项目,这就如同取经的最终目的是取得真经而不是成佛。因此,注重研究过程、达成对研究问题本身的推进是最重要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能会时快时慢,可能会走许多弯路,甚至有时候可能面临着推倒重来,但是不断地探索、积淀,将学术研究真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终会在研究上迎来“长风破浪”的时刻,获得“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愉悦。

(责编: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