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国内外的许多媒体都用“中美贸易战”的措辞进行了相关报道。甚至，有人对这个“贸易战”的议论超出了贸易领域，把它与美国近期的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渲染双方的紧张气氛。但笔者认为，用“贸易战”的措辞有新闻炒作之嫌，夸大了这种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它与政治分歧在性质上有质的不同，应该区别对待，理性处理。

贸易摩擦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据统计，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其成员国一共发起了3427 次反倾销调查，采用了2190次反倾销措施；226次反补贴调查，113次反补贴措施；198次特保调查，99次特保措施。截至2009年底，WTO争端解决机构一共受理了402 起贸易争端。相对于这些数字和典型案件来说，中美当前的贸易摩擦要小的多。所以，贸易摩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摩擦缺乏正确认识，不能运用WTO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以笔者之见，这种贸易摩擦是当前美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必然产物。

其一，美国盛行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美国越来越响。美国的政客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挑战美国的利益。虽然经济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国际信用的急速下降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种政治理念，虽然奥巴马奉行自由主义，但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削弱。

其二，9·11事件把中美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推迟了将近10年。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是美国人的历史性胜利。他们认为终于可以遏制所有的潜在威胁（包括中国），建立单极世界。想不到的是，9·11事件又成了美国的一个历史拐点，刚上任不久的布什政府一夜之间改变了其对外政策，决定一方面发动反恐战争，另一方面采用比较中和的贸易政策。如果9·11事件没有发生，我们有理由推测中美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早就发生了，也不知道现在会白热化到什么程度。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美国就曾对中国多次发难，中国最后加入WTO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折衷的结果，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或含糊其辞，很容易引起争议。许多美国学者曾撰写文章，论证中国政府对纺织品，汽车，农业，电子电器等行业补贴严重，违反WTO规则。美国教授Mackubin Thomas Owens甚至鼓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犹如二战以前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必须进行有效的遏制。美国政府也曾经试图对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和汽车行业在WTO提起诉讼，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所以，我们对于当前的贸易摩擦不应该感到突然，它迟早会发生的，并且随着美国反恐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可能还会更加严重。WTO总干事拉米就预测，2010年中美贸易摩擦会持续升温。

其三，经济危机的爆发催生了这一轮贸易摩擦。2007年开始爆发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社会体系遭受重创，失业率剧增，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面临严峻考验。奥巴马多次强调首要任务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削减税收来增加单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拉动内需。面对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美国的许多企业缺乏竞争力甚至濒临破产，如何扩大就业？另一方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怎么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对中国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一石二鸟，既能保护美国的国内产业，稳定就业率，又能缩减美中贸易逆差。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又推出了一个“国家出口刺激计划”，准备在未来5年内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其四，WTO条约本身的漏洞给成员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很多方便。在当前的WTO框架下，《反倾销条约》、《反补贴条约》和《特殊保障措施条约》是规范贸易救济措施的三个主要条约。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这些条约时分歧很大，折衷后的条款漏洞和瑕疵很多。比如，截至目前这三个条约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尚未确立，导致实践中同一个条款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反倾销条约》的“落日审查”条款很不合理；《反补贴条约》中关于“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界定很不清晰；《特殊保障措施条约》中如何判断“进口快速增长”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章可循；等等。如果一个成员国有意对另外一个成员国的产品进行限制，他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和瑕疵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另外，由于美国现在尚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在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时，确定倾销是否存在和倾销幅度大小的数据不是采用中国生产该种产品的原始数据，而是采用“替代国”的数据。至于采用哪个国家作为“替代国”，美国商务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他们在对中国产品滥用反倾销权时“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