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国度的体育人口比例（如近50%）对照，与体育方面虽然未见夺得几块世界比赛金牌，却人人拥有强烈的参与体育活动意识，许多人将体育融入自身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谈“大”就有些底气不足。

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孩子尤其是大学生，80%的可支配时间花在网络游戏上，只有20%的时间从事一些唱歌、跳舞、体育锻炼；而美国的学生则是在这两个方面各占50%。社会体育文化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城市和国家的体育氛围，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体育大国或强国。

体育是对场地、设施、条件有依赖性的活动，社会体育在发达国家体现在社区体育场地的合理分布，如15分钟路程内要有足球、篮球等项目汇集的体育中心，每万人达到200个场馆的配置。纵向比有长足进步的我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每万人拥有场馆6.58个（对社会开放的仅合2.5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200∶6.58的差距，是很多人知道体育之意义却少有体育之行为的原因之一。

当竞技体育脱离大众体育，并且畸形吞噬公共体育资源时，就要考虑有无方向性偏差了。某特大型城市，在其体育经费为5050万元时，竞技体育是5000万元，群众体育为50万元；因国家投入的增加和体育彩票等收入，体育经费涨到5个亿时，分配到社会体育中心的钱仅仅1200万元，市民每年人均不足1元。某省披露全运会上夺取一块金牌折合1800万元投入，某市接着报告自己所需2800万元，另一省官员则称花费了3200万元。资源汇聚度的差距极大，说明我们的体育事业的确有背离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的问题，存在不科学、不正确、不以人为本的趋向。

体育工作决策者观念上的民本意识十分重要，体育事业结构上的民本基础要进入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用文化体育、和谐体育、科学体育的精神重塑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良性关系，弱化锦标体育、商业体育的负面影响，遏制扭曲体育、病态体育、丑恶体育在一些领域猖獗的势头，让中国体育走上全面健康的轨道，这应该上升为新时期民族体育大业的共识。

（2009年第51期《瞭望》沈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