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官本位”十分严重的国家，干部有级别、大学有级别、层层都有级别。有官就会有优厚待遇，从这几年一年甚于一年的公务员报考热可以窥见一端。

当官已经成为利益驱使的一股潮流。在一个全民逐利的社会里想让人远离诱惑、致力科学，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机制问题、政策导向问题，即使换十个教育部长也解不了“钱学森之问”。

再看我们的教育机制、考试制度、人才评选拔评价制度等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束缚人思想、禁锢人创造、压抑个性发挥的“造人”机器。这些问题既是深层次的，也是浅层次的。说它是深层次，是我们的教育机制、人才选拔和评价标准的问题；说它是浅层次，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已经把学生变成了“电脑”，输入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个人个性发挥，完全是应试机器，出来的学生都是一个模样。

就拿如今的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现象来说，看起来是个别学校和个别人的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机器出了问题。人才评价、选拔制度就是适应“市场”（有论文就可以名利双收）需要，学术不腐败倒怪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评价和选拔制度正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桎梏。

再看我们今日大学专业的设置，哪个专业热门学校就设哪个系，经管类、法学类、传媒类等等，什么学校都有。学校没有特色、没有个性，一味追求大而全、多而广，这哪里是办大学，简直是办“学店”！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在大学里荡然无存！学校已成了官场，学术已变为婢女，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如果我们的管理体制、教育机制，人才选拔评价标准和社会分配制度不改，“钱学森之问”永远难以解开，教育部长更解不开！

（2009年第6期《民主与科学》亢振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