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个新的规定，要求法院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提出要对做出错误报道的新闻媒体追究责任。法院如何对媒体追究责任？这是一个不可轻率处之的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规定的重点是在后面，也就是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和恐吓。规定中说，新闻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这一点着墨不多，但是翔实而具体，比前面部分更具有可操作性。

通常情况下，媒体的不良报道可以受到三种惩罚。一是法律的，这要被报道对象起诉它，并经法院判决和执行；二是行政的，可以通过媒体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进行处理；三是市场的，不良的报道将会遭致读者反感，从而失去市场。在一起恶劣的不实报道中，这三种惩罚往往并存，媒体的损失不可估量。

假如是这三种情况，根本不需要任何部门另作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最高院的处罚是在这三者之外。除了指出向媒体的管理部门建议处罚之外，它还含糊其辞地说，将要依法追究责任。依据什么法呢？新闻法还没有制定，无可依随；民法倒是现成的，但何必多此一举？

法院不是立法机构，也不是媒体的行政管理部门，它制定一个规定来追究媒体责任，让人感觉有点怪异。一个企业可以这样做吗？或媒体可以出台规定来制裁法院吗？不可以。显然，法院认为自己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

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是社会正义的两块基石，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应该由一方面限制另一方。

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间定一个先后顺序的话，按照国际公认的《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那应该是其基本原则中强调的“媒体自由是言论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民主法制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官有责任保护和实现媒体自由，而媒体有义务尊重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为什么是这样呢？这里面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命题：司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言论自由则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是1994年1月，一个叫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召集了来自23个国家的39位法律专家和媒体代表在马德里商讨后达成的共识。

该条约确立的第一条准则是：言论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基础，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媒体有权利也有责任向公众传递包括审判前、审判过程中和判决后的案件信息，并对司法管理给予评价。

媒体对法院和案件的报道，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应该按照应有的方式来解决。当案件当事人状告媒体时，法院只是一个中立的裁决者；当法院或者法官状告媒体时，二者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法院比起别的民事主体来说，的确多一个司法权威的问题。中国有扰乱法庭罪，有人还在呼吁加上藐视法庭罪。即便有了这个罪名，也不能用来审查舆论。

法院尤其应当意识到，当受到媒体监督的时候，你代表的是强大的公权力。这种权力首先应该用来维护公民的权利，其次才是法官的权威。如果实现了前者，后者自不待言；否则，这个权威就会变成淫威，成为包括媒体自由在内的公民权。

（2010年1月《青年记者》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