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伯承总是临危受命，不辱使命，而这又都得益于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

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娱乐

1942年12月，恰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处于空前残酷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争士气。在邓小平等人撰写的祝寿文章中，几乎都谈到了刘伯承的刻苦治学。朱德说他“刻苦学习，学而不厌。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材。”陈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与刘伯承相知甚深的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勤学不厌的模范”，“如果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养成的，从小他就对古人勤学苦读的精神非常敬佩，西汉的匡衡凿壁偷光，晋朝的车胤囊萤取亮，南齐的江泌捧书追月，晋朝的孙康寒中映月，以及汉朝的孙敬头悬梁、战国时的苏秦锥刺股等古人奋发读书的故事，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也是他仿效的榜样。古人勤奋治学的精神，刘伯承不仅心向往之，而且身体力行地仿效。少年时刘伯承学习即扎扎实实，肯下苦功夫，他甚至于还逐字逐条地背过字典，觉得这样做既可以学到广泛的知识，又可以锻炼自己的毅力。1912年，刘伯承考入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毕业后他正式踏上了军旅生活，但他勤奋攻读的精神依然一如既往，这在当时的旧军队中是十分少见的。在后来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仍然是抓紧时间，利用战斗的间隙读书，他的许多战役战术总结、军事著作和外军译著，就是在战争年代的坑道旁、马背上撰写和翻译的。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主持军队院校建设期间，仍然勤学不辍，大量阅读国内外的军事理论书籍。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双目失明，但是仍然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读报念书。

刘伯承常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正是凭着这种对知识不懈追求的精神，刘伯承终身勤学苦读，成长为一位精通军事、知识渊博的开国元帅。刘伯承逝世后，邓小平至为悲痛，他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这个评价切中肯綮，实至名归。

用“攻城拔寨”的精神学习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出席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时讲到：“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毛泽东是用“攻”的精神读书的，而刘伯承读书治学也是有这样一种“攻城拔寨”的精神。

1927年底，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苏联军校学习，当时他已经36岁了，是中国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入校之后，刘伯承面临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要过语言关，因为此前他对俄语一窍不通。挡在刘伯承俄语学习路上的困难很多，年龄大了不说，他那口浓重的四川方言还造成了特有的发言障碍，比如俄文字母“P”的发言对他就特别困难。面对这些学习上的重重困难，刘伯承就像对待敌人的阵地一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来，刘伯承在回忆学俄语的艰难时讲到：“那时，在学习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咋个办？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地学，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努力学习。”为了学俄语，刘伯承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每天在左手心写满了单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经常学到凌晨。看书时间长了，他的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书。工夫不负有心人，就是凭着这种“攻”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劲头，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刘伯承愣是攻克了俄语关，他的阅读和翻译能力在中国学生中都是第一流的。

刘伯承不仅以“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闻名，更以“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而著称。1941年，八路军总部把常彦卿翻译的苏联红军军事学校教程《合同战术》从延安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请刘伯承和左权校订。刘伯承在指挥接连不断的反扫荡战斗中，抓紧点滴时间，认真核对原文，逐字逐句推敲，于1942年8月1日就把这部书的上部校订出来付印了，而《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却直至1946年12月11日才定稿出版。校译《合同战术》下部书稿的4年间，刘伯承一直同邓小平在冀鲁豫前线，战事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坚持并精益求精地校订和补译出了这部书。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称：“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在指挥部队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准备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刘伯承又完成了《合同战术》上部的重校工作，并写了《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这篇6千多字的军事论文，有力地指导了人民部队尔后的作战。

离开了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

刘伯承在读书治学中，很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注重实际。他常常讲：“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经验好比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经验主义者好比一个人有很多铜钱，可是没有钱串子串起来，因为没有条理化；而教条主义者则好比一个人只拿了钱串子，可没有铜钱可串。”

既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刘伯承读书治学的一大特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总是又快又好地把战役战斗的经验总结出来，可以说是日无稍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撰文总结中央苏区游击队活动的经验以及川康交界地区的“隘路战斗”经验。1934年夏，他在住院期间，还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及时总结了众多的战役战斗经验，而且写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目前的战术考察》等军事著作。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学习方法，他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

刘伯承读书治学，不仅着眼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1945年10月，从襄樊解放到上党战役结束之前，其间战事那样紧张繁忙，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政治经济学》。有的干部非常不解地问他：“现在打仗这么忙，你还有心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回答说：“工作越忙越得学，时间越紧越得挤。现在是打仗，打完仗全国胜利，大搞经济建设，我们不懂政治经济学，怎么去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到那时再学就晚了。”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刘伯承能够未雨绸缪地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作理论准备，是难能可贵的。

刘伯承常说：“打铁全凭两膀硬，不学习就没有本钱。”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今天，重温刘伯承的读书治学精神，适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