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东部沿海和内地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出现了大规模用工荒情况，仅珠三角缺口就超200万。与去年此时大量企业停产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相比，此番民工荒反映了经济正在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今年用工荒的背景是由于去年大力度刺激政策的出台，致使大量基建项目上马，其对就业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从而导致用工需求激增；另一方面，随着外部经济的恢复，出口开始回暖，沿海企业用工需求亦出现大幅增长，两者共同导演了大范围的用工荒。

但是，后危机时期出现的这次用工荒，也预示着，它可能并非是一个短暂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今后一系列用工荒的一个起始。因为，从经济一好转就出现此种情况来看，它不简单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而反映了我国经济中产业和劳动力结构长期扭曲的问题。这种扭曲随着人口红利的开始消失，会提前到来，并顽强地表现为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阶段的事情，直到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双重扭曲现象得到基本解决以及它们两者之间重新出现平衡为止。

其实，进入新时期，今次用工荒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03年，珠三角等地就开始出现用工荒。此后，在2006和2007年用工荒也出现过，并且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蔓延到中西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这说明，用工荒在近年开始作为一个常态出现，只是进入2008年后，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随着危机逐步过去，经济复苏，用工荒会继续它原来的进程，并在新的环境下增添一些新的元素。

总的来看，这几次用工荒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包括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务农的比较收入有所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例如，投资的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而劳动力的供给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相对于一些地区十几年不变的工资，不断上升的涉农收入也无疑增强了民工返乡的吸引力。与之相比，此次民工荒虽也基本包含了这些因素，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一些因素被弱化，另一些因素则被强化，这些被变化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结构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化”情况。尽管相对于企业用工需求的增长，劳动力供给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点与过去一样；但是，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的结构却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企业需求的岗位呈“腰鼓型”，即中高以上的技术人员和有一定技能的工人这两头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却是“榄核型”，即市场上提供的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企业不需要的计算机操作人员、业务员、文员、办事员等，真正能动手的工人，市场提供的不多，由此出现结构性缺口。这种情况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存在。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更看中体面劳动。近年来的初次就业群体，主要是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即所谓“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好的教育，劳动力素质普遍有所增强，另外，这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城市生活，见识和眼界都比父辈强，所以，在劳动力供给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即使企业提高了工资，但如果提高的幅度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他们也可能不愿去从事那些企业需要、工资收入相对也高，但看起来很辛苦、不怎么体面的职位。这也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最后，在区域经济发展、惠农措施、鼓励创业等政策推动下，内地加剧了与沿海的用工竞争。去年以来，中国改变了以往梯次发展的模式，全面开发。但在发展方式上，则没有明显变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走的还是东部地区的老路，主要依靠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经济，这些企业技术含量低，主要靠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创造效益，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是这类企业用工的主要群体。再加上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等因素，从而形成了内地与沿海争夺劳动力的情况。

上述这些因素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使得过去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都将趋紧，这也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因此，只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将会伴随着连续的用工荒。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采取应对之策。一般来说，短期的用工荒可以让市场自行调节和消化，但长期而言，政府应该进行适当干预。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这一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所以，需要政府适时改变政策。目前来看，应该做到：一是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着手，加强职业教育和农民工的培训，提倡造就越来越多的“体面就业”劳动者；二是将城乡就业问题合并考虑，统筹规划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