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彼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虽然加快了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但也只是量变而非质变。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仍面临诸多复杂严峻挑战：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族分裂势力干扰破坏、外部对中国加速崛起加以“反制”与防范、国内社会转型期矛盾积聚、对外经济与能源资源依赖居高不下，尤其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日趋复杂。这一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务必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随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速崛起，“树大招风”效应更加凸显，国际社会日益“聚焦”中国，外界对华失衡与疑虑心态加重，“反弹”更趋复杂。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与狂妄自大情绪，错误地认为“韬光养晦”已经过时落伍、应予放弃，而一味主张对外“有所作为”、“展现强硬”、“趁机扩大影响”。

这种有害的情绪不仅高估了中国的实力，也违背了中国外交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一贯作风，并有可能引发外界更多反感与更大反弹，既无助于增进中外了解与良性互动，也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长远利益。

我们既要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有所作为”、决不消极无为，又要在“有所作为”的同时“韬光养晦”、决不得意忘形；既要善于在“韬光养晦”上“有所作为”、始终谦虚谨慎，也要善于在“有所作为”上“韬光养晦”、不断稳中求进。

综观之，中国外交应创造性地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其要有五：

其一，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加强部门沟通与央地协调。外交应主要立足于为国内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与社会稳定服务，防止“重心不稳”。强调讲大局，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共同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

其二，明确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对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及“重大”利益，在“韬光养晦”的同时加大“有所作为”；对“一般”利益，在“有所作为”的同时加大“韬光养晦”。

其三，坚守“发展中大国”定位，妥善应对“中国责任论”。改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巩固外交“基础”。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冷对形形色色的“大国共治”论。“中国责任”不仅是对外的，更应是对内的，“对外负责”应服从“对内负责”即“为人民服务”，“对外负责”应量力而行、自主抉择，坚持“责、权、利”相统一。

其四，把“大周边”作为外交布局的战略重点，积极营造和平、稳定、安全、发展的周边环境，不断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与“道义感召力”。

其五，主动引导国内外舆论，积极培植健康、理性、成熟、宽容的国民心态，深化中外文化交流。

（2010年第 7—8期《瞭望》陈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