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的廉洁度在国际上久负盛名，这与坚实的法治、独立的廉署、市民的支持固然密不可分，但由来已久、行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也是功不可没。

特首的财产也要申报。虽然基本法并没有要求特首的财产情况向全社会公开，但是为了防止官员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根据香港法例和有关守则的规定，特首、主要问责官员及其他行政会议成员，必须每年填报《个人利益登记册》，申报其担任公共或私营公司授薪董事职务、拥有土地及物业、持有公司股份等情况。有关数据存放于行政会议秘书处及上载于行政会议的网站，公众可以随时查阅。

2007年7月1日，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不少媒体第二天就根据正式公开的《个人利益登记册》，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家产”翻了个“底朝天”。政府官员的“家底”与普通市民相比，一般都要殷实一些。一个原因是特区政府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政府官员的待遇比较丰厚，如果任职期间勤勉尽职，公正廉洁，在退休后还可以领取一大笔退休金。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部分政府官员的家境比较优越，要么是出生在富裕之家，要么就是娶了一位能挣钱、会理财的好太太。其实，只要每一笔财产都有合法的来源，且与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利益冲突和关联，不仅不会引起市民的“反感”甚至“仇富”心理，反而会增强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和透明度，赢得广大市民的认可和支持。

由于《个人利益登记册》需要每年填报，因此，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资产变动，都逃不过全体市民雪亮的眼睛。那么，香港官员的财产为什么能如此彻底地向公众公开，难道他们就不想享有“隐私权”吗？显然不是，而是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官员作为掌握公权力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相冲突时，个人隐私权应当作出适当的牺牲和让步。当然，个人隐私权应当让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可以一“让”到底，彻底曝光呢？这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官员作为公民，也应该享有必要的隐私权，否则的话，因为自己从政，就牺牲所有的私人空间，也有悖一个文明理性社会的底线。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财产公开的力度已经是比较大了，但也有一些香港市民并不满意。有的认为，特区主要官员通过《个人利益登记册》向社会公开的仅仅是登记授薪工作、土地及物业等资产及利益，但各项财务利益，如股份、期货合约、货币交易等，是以保密形式向行政长官申报的，并没有向社会公开、供公众查阅。还有的认为，香港虽然要求主要官员申报在配偶名下的、且以官员为受益人的财产，且在执行公职时，任何可能会影响其决策的个人利益都必须向行政长官报告，但并不要求他们披露配偶的职业，存在腐败的隐患和制度的漏洞。对此，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作出这样的回应：问责制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已行之有效多年，加上局长需受传媒及立法会监察，透明度十分高，故毋须修改守则。局长的配偶从事何种职业、作出任何投资属于个人私隐，不便公开，局长只须向行政长官申报即可。

从这个回应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始终处在博弈的过程中。公众永远都想知道的多一些，官员则希望透露得尽量少一些，因此，财产申报的范围与公开的力度，永远都是动态的，不会一劳永逸。在香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不是反腐倡廉的万能药方，需要有无孔不入的传媒、资讯发达的社会、以监督为己任的议员、对腐败零容忍的市民、无畏无惧的反腐机构和不偏不倚的司法机构与之相配合、相协调。否则，无论财产申报多么全面，哪怕把官员的家庭信息和所有家底都曝光在阳光下，也无法彻底断绝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漏洞。

（2010年5月11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