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之所以缺乏市场估价机制，根源在于对宪法规定的基本误解及其造成的过多国家管制和干预。众所周知，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城乡二元体制，由此产生一个普遍误解：在农村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由国家征收农地才能使之成为城市土地——既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则属于“国家所有”，国家要获得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岂不是得通过征收吗？美国联邦或地方政府要获得私有土地，不也得通过征收吗？这种论点看起来顺理成章，其实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美国要把土地从私人所有变为政府所有，政府作为公法人实际拥有土地，当然要经过征收，但是没有人认为中国宪法意义上的城市土地“国有”是指某一级政府所有。事实上，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此可见，我们的“国有”其实是指人民而非政府所有，政府只是代表人民履行土地的管理职能。既然如此，土地性质从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未必需要政府出面征收。当然，如果是政府自己要盖大楼，土地使用权在从私人转移到政府之前必须经过征收，但是如果土地使用权只是从村集体或农民转移到开发商或城市居民，则完全可以通过利益相关人的自愿交易完成，除非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确实涉及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并只有通过强制征收才可能顺利转移。

“农地城市化需要征收”的怪论不仅从理论上误解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而且对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后果。它使所有城市化过程都搭上了“公共利益”的便车，让地方政府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宪法规定集体所有制的意图原本是要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现在却成为政府全面干预农村发展的借口。一方面受土地财政诱惑，另一方面迫于地方GDP指标的政绩压力，地方政府当然是很“欢迎”这种宪法误读的。只要农村城市化意味着征地，地方“二财政”就得到保障，地方GDP也能连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官员政绩也就锦上添花。但是这种政府人为拉动的增长模式不仅严重偏离了市场经济轨道，

造成大量浪费社会资源、加剧生态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而且还因为补偿标准不公而产生大量侵害农民土地权利、剥夺农民基本生计的社会悲剧。

要从制度上防止农村征地悲剧重演，必须首先消除农地用途变更等于政府征地的错误理解，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按照平等谈判、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而然地正常展开。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不得不通过政府强制征收的项目，则必须在保证农民有效参与的基础上落实公正补偿原则。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拆迁自焚（唐福珍事件）或征地自焚（峨眉山事件）等社会悲剧不再重演。。

（2010年5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张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