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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傅莹]  发布时间:2017-05-16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闭幕。论坛的成功举行,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和理念,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谈到,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新型国际秩序的包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21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挑战的增多和国际行为体日趋多元化,现行国际秩序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安全失序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全球治理呼唤改革与创新。

  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联合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设计的,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发达国家在培育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国际秩序是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规则框架,尤其是强调对世界的金融、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在公认的规则基础上进行治理。

  然而,这个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并非西方集团所推崇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后,从西方集团的领导者转身,自诩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虽然它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也有明显不同:它在安全上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军事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改造非西方成员。在这种宗教般的“使命感”推动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一次又一次犯下错误,所引起的动荡贻害多方。美国对联合国也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置一边。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接受了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投入其中,也就基本接受了传统的世界贸易和金融规则,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包容。对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中国保持了警惕和防范,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注国际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国际秩序的演进总是起伏不断的,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种包容性的最佳诠释。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建构也有解构。我们要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具有感召力和可操作性的内涵,使之切实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促进国际社会以发展和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战、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科学建构新型国际秩序。

  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

  合作安全植根于中国传统战略安全文化,其本质是非扩张和求稳定、基于道德和道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怀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礼后兵等观念。现代中国外交讲究守护根本利益,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主张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合作安全更是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回应。当前,人类已进入一个安全挑战空前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利益的交融和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斗、集团对抗受到制约,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的风险总体可控。能改变各国战略安全议程并考验国际治理机制的,是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跨境挑战和网络安全这样的新型挑战。当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突破主权边界、以非传统方式在全球范围扩散时,任何一国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难以独自应对。因此,必须打破传统安全意识的樊篱,突破冷战零和思维的束缚,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

  合作安全是相对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所信奉的集体安全观念而言的。集体安全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盛起来的,有效地维系了集团成员的安全与防务。但美国领导的同盟协作模式本质上基于零和思维,它无限扩大成员国的安全,挤压非成员国的安全,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剥夺对手乃至别国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这种安全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它以同盟协约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把一国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与另一国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进行绑定,双方的决策空间都会受到限制。合作安全观念超越集体安全观念,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友划线,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高度,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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