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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持“国防自信”
文章来源:《学习与研究》第8期 [作者:罗援]  发布时间:2017-08-05

  我们在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还应该衍生出一个“国防自信”。国防自信的基础是对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高度信赖。经过九十年的历练和洗礼,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军种发展为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合成军队,由徒步化、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发展到信息化,已经成长为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现代化军队。在我军的成长历程中创造了“五个第一”: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中国近代以来,军队都是为了某一政治集团或财团服务的。特别是,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命脉,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军,与依附其周围的地方军阀和地主武装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施了极端野蛮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就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十万人以上,共产党员由六万余人,减少到一万余人,党的许多组织被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曾经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惨痛的教训,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开始了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只有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新型军队才能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1927年8月1日2时,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和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发端,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遍及全国12个省140多个县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创建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群众领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这支军队创建伊始,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军的唯一宗旨。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为这支军队的行动自觉;长征时期,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为我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创造了条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一些官兵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进入大城市以后,为了不扰民,我军指战员露宿街头,秋毫无犯,感动了许多民众,加深了对我军宗旨的了解;建国以后,在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抢险救灾的危急关头,我军指战员都冲锋在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民为民的壮丽凯歌,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认识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国际共运史中,第一次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先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走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的道路。在我国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试图效仿国外的经验夺取中心城市,比如南昌起义军南下广州的计划,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广州起义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事实证明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毅然放弃了进攻长沙的原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退却,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工农革命军队,为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为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革命根据地最终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

  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党军”与“国军”高度统一的军队。人民军队姓党,人民军队属于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是这支军队有别于其他军队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主体是北伐军和农民武装。这些革命武装的主要成分是农民,阶级基础固然很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加以改造和重塑。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思想非常混乱,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即在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各级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同时,针对旧式雇佣军队的影响,开始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平等,官长不打士兵等制度,这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到了古田会议时,毛泽东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中心的一系列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鲜明地提出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古田会议及其以后我党形成的一系列“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和军事制度,为人民军队的建设确定了一条正确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解决建军问题以至建党问题而取得的创造性的经验,是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始终溃而不散,百折不挠,玉汝于成,终成大器。在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军队始终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抵制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思潮和倾向,保证了军队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执政,以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为根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实现了党、国家和人民“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党的军队其实就是国家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军队。试图把“党军”和“国军”分离开的企图,其实质就是为实现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造势,为政党轮替做舆论准备。“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非党化”,看似公允,使军队可以为任何执政党和个人服务,其实是要割断人民军队与共产党的血脉联系。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聚集在一起的信仰共同体,失去了理想信念,这支军队将不知为何而战,将是一盘散沙。因此,习近平主席在“新的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针和原则,他深刻指出,“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军政治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给人民军队的建设,瞄准了基线,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世界军事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在世界军事理论界曾经有人提出过“整体战争”“全民战争”的理论,但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民战争”理论有本质区别。人民战争理论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指导原则是战争的“正义性”、参与战争的“群众性”以及战争实践的“整体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己方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产生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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