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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气度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徐问笑]  发布时间:2017-03-31

  作为继隋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大唐以其光耀万世之辉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千年以来,大唐一直承载着后世之人对于盛世王朝与明君的无限向往之情,盖因大唐的荣光和风采,一如唐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推崇的境界,只能属于大唐所独有的存在。故钱穆先生曾感叹道:“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同时,他又言道:“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究其原因,唐朝的君主,较之于历代君主,更加有王者的大风范、大胸襟,故而大唐可以做到“有容乃大”,其恢宏之气度足令千古仰望。

  一

  中国历史上,有容人之量的开国君主并不少见,但是,如果必须加上“自始至终”这个限定词时,那就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反倒是“鸟尽弓藏”的戏幕演了一出又一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皆有屠戮功臣之恶名;宋太祖相对温和一些,但亦有“杯酒释兵权”之历史典故流传。在这一点上,就不得不赞扬一下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这对厚道的父子了,尤其是唐太宗,他善待功臣,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贞观一朝,除了侯君集与张亮因事涉谋逆之罪而不得善终外,其他人皆是非公即侯、显赫至极。并且,他还能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敌对自己的臣子,其心胸之宽广,堪称历代君主之最。

  魏征的千古谏臣之名,在历史上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要归功于唐太宗的成全。魏征其人,原是东宫属官,用通俗的话说,他是李世民敌对阵营——太子建成的小弟。众所周知,李世民在成就大唐江山基业方面,有定天下之大功,可以说,若无李世民,即无大唐王朝,故李渊曾一度对其许以太子之位。遗憾的是,唐王朝建立后高祖却言而无信,反立战功平平的建成为太子。如此一来,不独李世民心气难平,建成亦是心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不安。

  夺位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不独曾献策于建成太子、提出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之建议的魏征,没有受到李世民的“秋后算账”,且其他东宫追随者亦不曾受到牵连。譬如同是东宫旧属的王珪,更因辅佐有功,得以名列唐初四大名相之中,可谓大放异彩。而在宫变中,与李世民一方竭力厮杀,在明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率东宫兵马力战,甚至反扑秦王府的冯立、谢叔方与薛万彻等将领,也皆在贞观一朝中被委以重任,其中薛万彻更是进爵郡公且被招为驸马。按理说,如此“犯上”之辈,不杀不足以立天子之威,但李世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对他们的武勇赏识不已。他说道:“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唐太宗一代帝王之胸襟、气度由此足见矣。

  骆宾王所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堪称历代檄文中代表之作。然作为被讨檄、被羞辱的武则天而言,这篇檄文中不乏大量人身攻击之字句,其行文之阴损、用意之险恶,简直是在挑战人类忍耐的极限。然而,武则天一开始竟是“嬉笑自若”,直至后来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句时,却不禁激赏之极,由是惋惜不已:“如此之才不为朕用,乃宰相之过也。”此言 一出,这位旷古绝今的女帝仅凭其这份惜才容人之大器量、大胸襟,便胜过古往今来多少帝王。

  在历史上,功高盖主者往往多以悲剧收场,但唯有郭子仪,权倾天下而主不忌。他不但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亦哀荣至极,且八子、七婿皆是朝中重臣。中国传统戏剧中有“醉打金枝”的曲目,讲的便是郭子仪之子郭暧借酒生事,醉打升平公主一事。虽是民间演绎,但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确实有这么一段描写:“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别以为你有个做天子的爹就了不起,那是我爹不屑得做而已。郭暧之所言,甚至不能用大胆或者狂妄来形容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就凭这句话,郭子仪及其家族被安上一个“谋逆”之名也绝对一点不冤,若是运气差点,再遇到朱元璋那样的皇帝的话,更是十个郭子仪也不够杀的。然而就像“醉打金枝”的结局一样,这场小夫妻的口舌之争,最终因唐代宗的宽容与大度而没有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悲剧。不过,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敢跟公主争高下的郭暧,也幸得生在大唐,否则绝对会作为“荣列”史书上坑爹典型之榜首而遗恨千古。

  二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盛世的大唐处处呈现出一派雍容、恢宏之气度,繁华、富丽的长安城俨然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但吸引着周边君主、使臣的虔诚朝拜,甚至于远近的客商、僧侣、匠人、胡姬亦纷纷而来,且一个个流连忘返,竟是一见长安忘故乡,从此“我心安处即吾乡”了。作为其时世界上最为辉煌壮丽、相当于明清北京紫禁城近五倍之大的宫殿群,大明宫这座东方圣殿影响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宫殿的建设,一度被誉为千宫之宫。诗人王维曾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形容大明宫的宏大、雄伟,以及万国朝拜的壮观盛景。

  可以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王朝,大唐不但以其辉煌的成就与灿烂的文化雄视千古,且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能够平等对待异族、真正体现泱泱大国之胸怀和气魄的王朝。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一直战火不休,但在大唐的太宗至代宗期间,西、北诸民族共尊大唐皇帝为“天可汗”,亦意为万王之王。在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外族在朝廷为官者高达三千多人,其中宰相有二十九人,因此,大唐王朝的强盛,亦离不开他们的辅佐之功。然可惜的是,强盛的大唐王朝终因“安史之乱”而急转直下,有人便以祸首安禄山的异族身份大做文章,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唐之失即在于此。此诚不确也。须知帝位委实是古往今来最具诱惑力之宝座,涉及皇权之争,骨肉亲情尚且不顾,更遑论同族、异族之分了。譬如贞观一朝中,昔日突厥王族的阿史那社尔,以及曾为一族可汗的契苾何力,此二人降唐后皆是为大唐四处征战功勋卓著。太宗去世后,他们在悲痛之下,竟自请杀身殉葬,以报太宗知遇之恩。

  大唐王朝因内有中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外有少数民族豪放、粗犷之气的影响,故此其治国理念颇具兼容并蓄的精神。再加上唐太宗以其“王者大公无私”之胸怀治理天下表率在前,故大唐的整个社会氛围才能够空前的开明、开阔与开放,甚至其后近千年的王朝统治中,亦不复如此气度。

  三

  通过唐时民间的婚姻礼俗,我们亦能看出唐人的心胸宽广。譬如今人自敦煌发现的“放妻书”,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分明是丈夫对离婚的妻子再嫁表示了美好的祝愿;更有甚者,在其妻再嫁后遭遇不幸时亦能够施以援手。《旧唐书》中即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严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时王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在这里,严挺之乃朝廷高官,而王元琰则是其前妻的现任丈夫。王元琰出事后,严挺之正好负责此案,他发现此案证据不足,于是奋力营救王元琰,作为前夫的他不但未曾落井下石,反而积极营救。这也说明了唐人的气度,确实非同一般。

  可见,唐人不论身居朝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一种豁达、包容的精神。惟其如此,唐玄宗能够忍受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慢,白居易可以在《长恨歌》中讽刺先皇,而皇室不但不追究其“大不敬”之罪,唐宣宗继位后,还曾下诏任命白居易为宰相。在得知白居易已离世八个月后,唐宣宗在惋惜与悲痛之余,居然以天子之尊写了一首《吊白居易》的哀悼诗,将其作为“白粉”之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唐诗冠绝古今,同为诗界天才级人物,“文人相轻”在李白与杜甫之间并不存在,更没有“瑜亮之叹”。两人的交往,自始至终,都拥有如朗朗如日月之胸怀。

(网络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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