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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发布时间:2017-03-13

  

  采访对象: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孔总,您好!1969年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月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年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1969年1月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年我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都是高干子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为受到“文革”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所谓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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