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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艰苦磨炼:“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8-18

  编者按:本报记者采写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在《学习时报》连载后,引起巨大反响。值此采访实录结集出版之际,我们特按专题将其中重要内容进行编辑,分三次选登,以飨读者。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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