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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六)
赤子情深:“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8-25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我平时穿得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30斤粮票,让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80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80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80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他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书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吕侯生《“近平给我治腿病”》

  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40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经常为灵娃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根据我们的朋友武晖(也是武玉华的侄子) 跟我转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已经去世了,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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