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正定特别专栏
“近平同志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习近平在正定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陈思 黄珊]  发布时间:2018-03-05

  采访对象:朱博华(左),1933年生。1964年起在正定县革委会办公室任职,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94年从县政协退休。王志敏(右),1944年生。1983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任资料员。2004年从县教育局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王志敏家中

  采访组:朱老,王老,你们好!请你们讲一讲最初是如何与习近平同志认识的。

  朱博华: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工作的时候,我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

  王志敏:近平同志来的时候,我还没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后来近平同志把我点将调过去的。我之前是县政协的资料员,因为写了一篇《杨谦与太平菜籽店》的文章,引起近平同志注意。之后就决定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我是1983年冬过去的,在朱主任手下工作。到县委办公室后,做文字工作,就和近平同志互相认识了。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正定,是农业大县,也是穷县。当时,习近平同志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你们怎样看待他的这个选择?

  朱博华:1982年3月,近平同志离开军办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这次下来,是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这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当年他29岁。

  报效国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近平同志选择了下基层。在他的理解里,机关是上层,离群众远了些,离鲜活的社会生活远了些。基层,才离群众最近,才最接地气,才最能感受社会的脉搏,才最能认知社会。

  下基层选择正定,这是组织的安排,但对于他和正定来说,都是一种机缘。正定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贫穷,有点像那个时代中国的影子。正是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选择,让正定成为近平同志作为领导干部起步的第一步阶梯,正定也因之成为他至今牵挂的一块热土。

  在正定3年多时间,让他完成了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的转变,也完成了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擢升。三十而立于年,三载而立于事。这期间,他和正定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创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百里之域、一县之治的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他呕心沥血、求索实践的历史足迹。

  采访组:热爱学习、刻苦学习、善于学习,是很多受访者对习近平同志形成的深刻印象。请你们谈谈他在正定期间读书学习的情况吧。

  王志敏:学富于年,是当年近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强烈的印象。作为一名青年领导干部,近平同志知识的广博和丰富,他的思想和见地,明显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在工作和接触中,随时随处可以感受到他孜孜不辍于学和问的学子禀赋。

  到了正定,走上领导岗位,面对独当一面的重要担负,他自觉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学习让他感到一种充实,一种升华,一种底气。无论是全局工作的决策,还是具体举措的部署,都能让人明显感觉到坚持不懈学习对他的帮助作用。

  近平同志从军办到正定,这本身就是“从头学起”。走路要从第一步迈起,工作也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工作对领导干部成长的锻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勤”和“俭”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做的?

  朱博华:先说说“俭”吧。初到正定,近平同志给大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还有一条半旧的军被,一条打了多处补丁的褥子。这条褥子成了他不离不弃的“伙伴”。苦以励志,俭以养德,当时正定县委机关简朴的办公条件,正好为他提供了磨砺的环境。

  十多平米的一间平房,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两条凳子,一张床板、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个电灯泡,这便是他办公室兼宿舍的全部装备。到了冬天,只是多出一个取暖的炉子和一个烧水的铁壶。

  吃饭,一日三餐在机关食堂,一样的排队打饭,一样的三五一群打地摊。来晚了就没菜了,一样的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县委书记也同样待遇。

  他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调研回来后的晚上时间。

  他的作风非常朴实。下乡吃饭一定要在乡镇食堂,而且粮票、饭费一定要如数交纳。他的客人他自己掏腰包接待,常常是几段香肠、一碟花生米、一瓶老酒。公务接待,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就是饭菜合一的一盘饺子。一年之中大团圆的春节,也只是一场机关团拜活动的“公务消费”。

  采访组:我们采访这几天总能听人谈起习近平同志的“正定战略”,请你们从各自了解的角度讲一讲,他是如何让正定这个“高产穷县”打了翻身仗的?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城,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高产穷县”。在计划经济年代,正定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在全国出了大名,被树为一面高产红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传统的模式明显适应不了全新的形势。正定新的发展路子怎么走,对于近平同志来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处在改革开放的三岔路口,是抱残守缺还是更新观念,是小打小闹还是大刀阔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进行统揽全局的战略设计,在这一系列问题面前,近平同志作为正定的领航掌舵者,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明确而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从时间、空间、地域三个维度上理清情况,近平同志在工作之余,连续几个月查古史、摸实情,对于正定千年之史、百里之域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总体了解。

  在此基础上,他和县委、县政府领导,通过下基层解剖典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借鉴先进经验,对全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弄清了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看准了主要矛盾,在工作实施上坚持做到了谋之于本、谋之于重、谋之于宏、谋之于远。

  谋之于本,就是谋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当时正定县的情况是,经济无强力,民不富;文化无活力,城不名;社会无发展,业不达。有的只是虚火和浮名,离真正的强县富民差了十万八千里。守着金碗却没饭吃,成为正定元气不足的症结所在。谋其本,就是谋正定问题的根本,发展的根本,敢于从软肋开刀,从痼疾下手,找到能够让正定活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路子。正因为明确了这种思路,才有了全局性的方向探索、道路研讨、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蓝图,才有了正定经济从根本上培植元气的规划和部署。

  谋之于重,就是谋经济支撑之重。正定的传统农业,一直是金鸡独立状态,没有坚挺的脊梁。突破传统,更新观念,大力发展工副业,才有了农业经济与副业经营两条腿走路。县乡工业的逐步壮大,才有了县域经济农、工、副的三足鼎立。内贸外贸发展起来了,才有了农、工、副、贸的四足方鼎。经济支撑由一而为四,架构比较完整了,筋骨日益强壮,血肉日益丰盈。在3年多时间里,全县上下共同奋斗,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卓有成效地开始从农业传统模式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轨。

  谋之于宏,就是谋发展大势之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思想偏于保守的正定来说,缺乏大视野、大方向,借外势、造内势、迎趋势,成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就步调一致地带领干部群众,在全县形成了不落人后、敢领潮流的大干快上局面。思想观念的突破,自然成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先导。

  谋之于远,就是谋持续发展之远。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这样明确的提法,但在全局工作谋划中,已经实际地关注到持续发展、长远发展这个层面了。从产业结构上说,明确提出要摆布好三个产业的关系,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努力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开发第三产业。从两个文明建设上,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齐步走,不能形成跛脚,跛脚走路是走不好也走不远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谋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既看重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更看重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就这样,正定初步形成了三个产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有了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项成果的收获,特别是省会水资源地选址正定,更是为当年的环境保护做出权威鉴定。

  因为秉持战略思维,让正定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大思路、大格局,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好开端,对于后来则是奠定了一个好基础。这是正定赢得未来的宝贵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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