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09 2018-01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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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东京

  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为研究资源配置确立了基本范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两只手”。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虽然指出市场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偏离均衡状态,但同时又说价格机制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无需政府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论战。19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论证了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国十月革命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合乎经济原则。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撰文论证,通过“模拟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时期,凯恩斯针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经济。1949年,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就适用凯恩斯理论;若已实现充分就业,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又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通过经济政策修复市场机制。

  从中国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关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这一改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思想,对我们研究资源配置有三点启示:

  第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是由于市场会失灵,我们不仅要研究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但认为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失灵: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市场其实还有一种失灵,那就是市场分配容易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形成两极分化,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应该加以调控。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明确了政府作用的原则与方法。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经济学理论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要将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为中高端;动力要从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怎样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为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是,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要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是在需求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内需。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较为严重,企业效益下降。面对这些问题,仅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但却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要变。

  从经济学说史追溯,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重视供给管理的。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可是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后,“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于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就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显然不同于凯恩斯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有借鉴价值。

  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要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讲的改革,强调的是改革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具体讲:就是要通过改革要素市场体制化解产能过剩;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改革行政审批体制与财税体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改革投融资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

  第二个关键词是“供给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所以改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首先要从生产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需错位问题。同时,还要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提升供给质量,并通过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第三个关键词是“结构”。解决结构失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不仅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而且也是为了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而降成本、补短板,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增强经济增长能力。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因此“现阶段推出的短期调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标一致起来,推动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