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学习笔记:理论民族化的圣地

2019-02-16
16 2019-02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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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的味道》作者:赵强

  一次讲座中,故宫博物院的单院长妙语连珠。其中一句话记不太清了,大致意思是说,文物只有放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品鉴,才最有味道。站在延安的大地上,思考和领会理论的民族化问题,身临其境,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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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陕北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重大的挫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还没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尚未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等职。作为党的领导人,他放弃了党作为革命带头人和领导者的地位,将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主动交于国民党。右倾机会主义,让我们党面对蒋介石的大肆屠杀几无还手之力。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由于不切实际地遵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实际情况,盲目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之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志等,制订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又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些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1930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随后,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受命担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同志,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攸关。

  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又回到国内的王明,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面临巨大损失。

  “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没有找准中国革命的准心,根子都在脱离实际、唯上唯书,照搬国外经验,不顾中国国情。

  博古同志后来诚恳反思:“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这些话,道出了实情。

2

  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盛行,中央领导权被“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把持的情况下,坚持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理论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

  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宏大课题和时代命题。在延安,毛泽东撰写了一批理论色彩非常重的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主要代表作。《毛泽东选集》总计159篇,延安时期的著作112篇,占总数的70%。凤凰山的窑洞,杨家岭的场院,枣园的灯光,见证了一篇篇经典的诞生,也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感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营建了思想情境,构筑了精神桥梁。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唯有民族化,同各自国情相结合,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谁在这个问题上刚愎自用,谁就会遭遇实践的多重夹击,最终一败涂地。

3

  理论民族化,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

  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活动,是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升华,同时又反作用于实践。实践千差万别,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事物在同样的发展阶段,都有自己运行的内在规律。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分属不同阶段;同样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一样。对此,必须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伴随着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同事物的发展过程,各有各的个性,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意味着每把锁都需要有钥匙才能开;矛盾的特殊性,意味着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把某一种理论当做“万能钥匙”,不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改造,就指望打开所有的锁,一定会吃“闭门羹”,要栽跟头。

  埃及总统塞西9月初在党校演讲时说,“实事求是”的“事”,有自己的“事”,也有别人的“事”。我们有时候把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混为一谈,这不符合国情。用别人的“事”没法求自己的“是”,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求到自己的“是”。这话说得很深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4

  理论民族化,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是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而言,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到现实中按图索骥,不仅选不出千里马,还会被马一个蹶子给尥翻在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

  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著述,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实际。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迅速将革命由中心城市推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都效仿了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

  但是,中国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有着极为特殊的国情。如果拿着列宁主义的本本,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路径,事实证明根本走不通,而且损失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革命必须到农村去,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向路径,武装夺取政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这条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5

  理论民族化,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内在要求。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掌握群众,从表达方式和接收习惯来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民族化。毛泽东提出,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概括地说,就是理论要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就有不少堪称典范的例子,比如,他用“秀才过沟”的故事解释什么是教条主义,用“矛盾就是打架”来讲解矛盾论,用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

  从理论形态上说,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它所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就中国而言,就是要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这就要求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中国的特性”。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批评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璜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这样的生托活剥的“马克思主义”,煞有介事,面目可憎,怎么可能引起群众的兴趣,赢得群众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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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民族化问题,在当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创造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也积累一系列宝贵经验。如何解读这些成就和经验,用西方的学术工具找不到解释,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要树立理论自信,首先要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我们的创新性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而不是心血来潮、标新立异的;我们的成功实践是具有必然性的,而不是误打误撞、瞎猫碰到死耗子取得的;我们的经验总结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丰富和完善,而不是单纯的另起炉灶,搞自娱自乐的。

  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务必一以贯之并与时俱进地拿出理论智慧和勇气,推进理论的民族化。曾经,“兄弟从美国来”是一些人的口头禅;现在,削中国实际的“足”,适西方理论的“履”,仍然是西方学者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学者最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的理论民族化进程进一步深入推进,我们的理论自信,支点将更坚实,内涵将更丰富,逻辑将更有力。

  (网络编辑:张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