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在宁德是以‘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的”

——习近平在宁德(七)

2019-06-05
05 2019-06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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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对象:汤金华,1940年2月生,福建莆田人。1988年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0年12月任专员。其后任福建省水利厅厅长、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汤金华家中

  采访组:汤厅长您好!我们听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一同到宁德上任的。请谈谈你们最初结识的情况,以及当时宁德的状况。

  汤金华:从1988年算起的话,我和习书记共事的那些日子距今快30年了,但感觉并没有那么遥远,很多事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最初的缘分是“四人四同”。根据福建省委对于调整和加强宁德班子建设的考虑,省里选派4位同志分别从几个方向一起汇集到宁德,一两个月之内先后到位。我记得很清楚,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初从厦门到宁德的。7月,省里调李敏忠同志,从省委办公厅到福鼎县任职,后到地委工作。我和许美星同志两个人分别从省经贸委和省计委过来,8月8日报的到。我们4个人还都是“单身汉”,就是说没有带家属,同住一栋楼,同吃一个食堂,甚至一同运动,饭后散步。宿舍楼与军分区一墙之隔,楼下有个小门,推开进去就是军分区院子。如果我们4个人都在家,在食堂吃完饭就会不约而同到军分区走走路,边走边聊工作,无所不谈。过去大家没有交集,因为这样一个机缘,走到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很多人都称我们4个是“快乐的单身汉”。

  当时闽东的状态大概可以归纳为5句话:班子不全,贫困后进,“杜案”影响,人心繁杂,期望值高。首先是领导班子残缺。老书记吕居永同志超龄主持工作多年,班子缺口没有补充。其次是贫困后进。宁德又叫“老少边岛穷”地区,全省经济排名最后一位。还有“杜案”影响。“杜国桢案”是以“对台贸易”为名进行走私的重大案件,案值2320万元人民币,首犯杜国桢被依法判处死刑,当时一个副专员、几位县级领导和一些企业厂长都牵涉其中,在宁德甚至整个福建省震动都非常大,一些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影响,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就是人心繁杂,对宁德发展的前景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的人焦虑,说谁能来帮助宁德发展呀,这里太落后了。有的人又悲观失望得很,认为宁德“天生不足”,干什么也没有用。总之什么声音都有,思想上很混乱。最后呢,大家期望值又很高。大家知道习书记从厦门过来,又有中央高层的背景,就认为宁德一下子可以实现跨越发展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当时国家的宏观形势是治理整顿,控制基建规模,大的项目不能上,已经上了的有的也要下马。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4个人到了闽东,其中2人到行署,2人到地委,充实了两套班子。近平同志是地委书记,李敏忠同志任地委组织部长,我和许美星是行署副专员。到宁德之前,省委领导同志找我们谈了话,提醒我们闽东很困难,工作不好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采访组:你们在那样的背景下到宁德,习近平同志作为班长提出了哪些发展思路?

  汤金华:现在回忆起来看,习书记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论,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先、三个再”。一是先调研再发言。他不是一来到宁德就有了现成的答案,马上就讲出一套东西,而是鲜明地强调,按照原来地委的部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立刻下去调研,把宁德9个县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动。闽东人的思想需要统一,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尊敬尊重是相互的。习书记对在闽东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尊敬,尤其尊敬两种人:第一是闽东的驻军。他对部队的同志特别尊重,常常拜访他们,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第二是老同志。那时候宁德离休同志很多,不少都是在闽东工作了十几、二十几年退下来的,习书记经常向他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自己的想法。面对宁德当时那种形势,他就是本着这样“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起步的。

  1988年9月,习书记在充分调研思考基础上提出了“弱鸟先飞”的思路,他认为,要除去悲观、树立信心,多谈优势、淡化贫困,明确目标、贵在实践。为什么是这样的布局呢?因为当时宁德干部群众的悲观情绪比较严重。落后的现实,加上“杜案”影响,各种各样的“等靠要”思想流行,如果信心不树立起来,工作怎么干得好?所以要转变观念,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当然,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习书记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摆脱贫困,第二是脱贫致富,第三才是奔向小康。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全面小康。我们刚到闽东,还正处在一个摆脱贫困的阶段,离脱贫致富有相当的差距,只能逐步先富起来,才能谈小康,否则说得再早再好也没有用。因此,对于这种理念和思路,要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可,然后才能在实践中收到实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脱贫工作的态度和要求是一贯的。中国有这么多人,不从整体上根本上摆脱贫困,就无法谈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今天总书记讲,脱贫路上不要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这个道理。摆脱贫困,始终是他心灵最深处的情结。

  在推动工作中,面对治理整顿的形势和各式各样的论调,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虽然治理整顿期间不能上新项目,但前期工作不能松。不仅不能松,还要加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闽东后来一些大项目,前期实际上都是那时候开始做的。他带着我和许美星一起跑北京,跑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这些部门的同志很坦诚地告诉我们,现在要马上给你们立项目下文件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工作你们坚持做,项目的前期推进不能停,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迅速启动。尽管如此,习书记认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是宁德经济发展的大前提,所以还是在积极争取之下修通了宁德到罗源的汽车专用线。当时的汽车专用线和现在的高速公路比起来,标准可能稍微低一点,但实质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从宁德到各县去的这段路,就是当年的汽车专用线。我们还搞了桑园电站和黄兰溪电站等,为闽东后来工业发展奠定了电力基础。穆阳溪梯级电站是后来建的三级40万千瓦项目,前期工作都是当时我们做的。第二,治理整顿对于闽东来说恰好是个发展机遇。这也是习书记提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治理整顿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无论是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搞集约式发展,都很有必要。他的这些观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说治理整顿就没事情干了,而是大有可为,正是需要牢牢把握的发展机遇。

  习书记在宁德的会上经常讲,闽东的发展,不能不急,也不能太急。当时宁德在福建9个地市排名最后,和其他地市差距大,不能不急。但也不能太急,太急了脱离实际,得不偿失。他提出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要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他还多次提出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做事要善始善终,不能是今天加油干,明天碰到困难就退缩了。一旦确立好目标,就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向前走。摆脱贫困,不能说一下子就要奔小康了。工作要抓紧,更要扎实,久久为功才是正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要求,您能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汤金华:“四下基层”是习书记来宁德后带动起来的一套制度性工作要求,坚持得很好,核心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其中第一项要求——信访接待下基层,我参与得比较完整和系统,主要说说这方面情况。

  为什么首先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很不乐观,来信来访问题非常突出。闽东的来信来访是最多的,信访量全省排第一。每次听说省里领导来了,就可能有人拿出一条红布拉起来,跪在那里拦访,领导们碰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该怎么办?习书记说:“老百姓上访说明他们有话没地方说,没办法了才来找我们。他冲上来拦车,也不容易,至少要打听出来领导什么日子来,什么时候从这里过。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上访,要打主动仗。”他说,上访看起来是件消极的事情,但多数情况都是事出有因,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上面。所以要多为老百姓着想,不要怕“访”,主动深入基层,把接访当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信访接待下基层,是1989年初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之后启动的。先由地区班子成员和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大的接访组,到了某个县,再把县班子的主要领导加入进来,共同参与接访。时间一般选在周末,地点在学校里。大的接访组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五,每个组里都配有地委的同志和县里的同志,一组占用一个教室。来访群众排好序,一个一个把自己的信访材料拿过来,我们认真接待,认真研究。

  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逐渐形成常态化,地委每个月都组织接访组到一个县里接访一天。每次信访接待之前,还要在县里大造舆论,或进行广播,或发通知贴告示,必须告知到每个老百姓。“第一炮”就选在霞浦县,第二个月到福鼎县,再往后到福安县,直到9个县轮一遍,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每次信访接待之后,各组要把收集到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请地、县各部门把问题领回去解决。基本的要求是,每一封信、每一个群众反映的问题都必须答复,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必须有所交代。信访接待下基层,广受群众欢迎,来信来访量随之急剧下降,除了几个“硬骨头”问题,几乎都没有了。

  按照规定,地委和行署各位领导要轮流参加信访接待下基层。但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全程参加了每一次信访接待,而且还特意交代我每次都和他一起去。

  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讲,下基层接访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调研,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况。每次接访开始之前,在筹备工作之中,县里都要全面介绍情况,这是一个学习了解的机会。在接触群众时,又能了解很多实际情况,这些都是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得不到的。我感觉,“四下基层”的制度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习书记执政为民的立场和情怀。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汤金华:1989年春夏之交,宁德县和福安县交界地村民发生了激烈冲突,习书记临时决定让我去处置事件,这次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他的做事方法和智慧。

  宁德地区有一条河叫做霍童溪。这条河流到东海去,入海口有一个岛,叫云淡岛。岛上有个云淡村,属于宁德市蕉城区,有3000多人。自古以来,这个岛处在江海交界的地方,村民靠水吃水,民风比较彪悍。岛对面有一个村,属于福安县的下白石镇,叫南浦村。这个村人不多,只有500多人。两个村正好都处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每年到了固定的季节,滩涂上自然生长出很多蛏苗,遍地都是,两个村子的人都争着去捡,捡着捡着就抢了起来,最后甚至动起手来。这边说是我的,那边说是他的。这种争斗从历史上就不乏先例,从明朝打到清朝,从清朝一直打到1989年。只不过这次矛盾纠纷闹大了,演变成械斗,伤了很多人。500人肯定打不过3000人,所以斗得最凶的时候,南浦村的500多人都被打到山里面躲起来了。这边云淡村的人就冲到南浦村民家里面,一通打砸,把人家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毁了。

  我当时到现场看完,就回来向他汇报,说这事牵扯到两个县,只能由地区来协调处理。习书记听了,就决定叫相关部门来开会。当时地区管农村的领导是福安人,管政法的领导是宁德人,谁出来说话对方都不服气。结果,习书记突然点了我的名,让我来想办法处理。他说:“抛开历史上的争斗不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有党的各级组织,要有起码的觉悟,决不能给这种争斗私利的事情再留空间。”

  习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联想到宁德历史上一个处理土地纠纷的案例。清朝的时候,古田县属于福州府管,宁德县归福宁府管,两个县相邻,曾为一块山林打过官司,也是一边说是我的,另一边说是他的。争执不下,就跑到省里面找巡抚。可闹来闹去,谁都拿不出证据。没想到巡抚开口说道:“寧(‘宁’的繁体字)一心,德一心,心心偏向;古十口,田十口,口口无凭。”既然都没有证据,就把此地收归省管,到此为止。由于行政区域变动,这段山林今天在屏南县黛溪镇与蕉城区的分界处。

  随后我就去约见了两县领导尤其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协商,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讲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允许出现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为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事情,就把有争议的那块滩涂上交归地区,由地区水产局来管这块地。两个村谁都不能再私自去捕捞养殖等,更不允许打架。事情很快平息了,我给习书记汇报处理意见,他表示支持和赞同。2010年,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还关心这件事,知道双方没有再冲突过,感到很欣慰。这件历史遗留的问题,他考虑比较周到,对于应该怎么处理,也给我有一个交底,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分割利益上,缺乏互尊互敬的态度,事件就可能留下隐患,甚至扩大升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根据您的了解,他还对宁德有过哪些支持和帮助吗?

  汤金华:习书记很重情义,离开宁德后,仍然十分牵挂宁德的发展。他到福州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帮助宁德解决很多发展问题。当时福州的第一化工厂是个效益很好的知名企业,要搬迁,搬去哪里,大家争得很厉害。最后习书记在充分发扬民主、综合考虑后,拍板说:应当迁到宁德屏南。这个企业就是现在的榕屏化工厂。

  宁德市区现在规划建设得颇有些规模,与他当初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省侨办手里有一笔重要的土地资源,就是宁德人民围海造地的东湖塘华侨农场。上世纪60年代,越南和印尼排华,为了安排两国的华侨归民,省里办了这个农场。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批华侨大部分去了香港,农场就成了有待开发的宝地。得知这个事情,我们就跑到省侨办想要这个农场,可省侨办也没有决定权。我们就找到习书记,请他代表省里向国家侨办申请,最后就把这万余亩土地批给了宁德。宁德市区后期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在这片农场土地上铺开的。

  最近还有一件事情。1952年,国家政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指示解决畲族儿童上学问题,办了一批小学,专门招收畲族的孩子。到了1958年,这批孩子小学毕业了,考虑到畲族的文化总体比较落后,国务院非常重视,就决定成立一所中学,这就是宁德民族中学。这所民族中学,无论是国务院还是省里,都十分关注。习书记在宁德期间也多次关心,说:“教育方面我们宁德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民族中学的牌子是很响的,因为人无我有,这是闽东的特点和优势。”这所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走了,但他还专门给这个学校题了词。

  采访组:在您个人与习近平同志的交往中还有哪些记忆犹新的故事吗?

  汤金华:从我个人感受来讲,可以用4个词形容习书记:随和、谦逊、善良、刚正。他为人很平和,不造作,也没有架子。我们经常饭后一起散步,无话不说。由于我年长一点,在福建工作经历较久,有些风土人情,他很喜欢向我咨询了解。他待人很友善,但也很刚正,小处不渗漏,原则问题不能破。许多平时非常好的朋友,带名贵礼品来看望他,或者是节日生日,想表示个“意思”,他都不接受。他总说:“我不需要这些,正常的往来最好。”

  2012年,他来福州调研,还把我们这些在宁德共事过的老同志们叫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无话不谈,最初安排40分钟,实际聊了快两个小时。他跟我开玩笑说:“我要批评老汤啊。”我一愣,心想习书记以前都没有批评过我,现在怎么会批评我?他接着说:“当年你们家爱人做的兴化粉真好吃啊!可就是你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太糟糕,客人来了,女同志不能上桌。”的确,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老婆每次都炒兴化粉(莆田特产)给他吃。20多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忘记这些小事,让我非常感动。

  总的来说,在与习书记短暂的共事经历中,我有三点突出的感受。一是亲和力,他待我们好像兄弟一般。二是信任感,我们对他可以无话不说,他决定的事情,都是对的。三是钦佩感,对他的学识、才能和作风都由衷的敬重,历久弥坚。

(网络编辑:李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