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视角

2020-06-24
24 2020-06

11:22

分享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6期作者:王笑宇

[摘要]旅游业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在促进就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其发展战略应当放置于特定的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视角下来审视。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切入,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旅游业研究,探讨旅游业发展战略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日本经验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在认识层面的启示是: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旅游发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旅游业是应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系列不平衡的一个抓手;在实务层面的启示是:应当将旅游发展与拉动内需、平衡区域发展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与“一带一路”建设、平衡国际贸易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战略相结合。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旅游业;日本;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经过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到高中等收入国家。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即近几年国民经济体现的GDP增速放缓、新旧发展动能交替、产业结构性调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供给错配等现实发展问题。纵观其他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经济中速发展时期。旅游业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促进国内消费的支柱型产业,在中速发展阶段如何发挥作用,其在国家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最终旅游业如何促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未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中等收入陷阱”是对后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的描述,涉及的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1][2][3][4]自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半年报——危机后的十年》[5]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后,这一问题便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关键难题,[6][7][8]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自然无法回避“中等收入陷阱”问题。[9]

  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面临与中国当前类似的发展境遇,其中速发展期持续了18年之久。 在这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注重数量发展转为注重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日本的贸易黑字导致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矛盾重重,经济增长由发展外贸转为扩大内需,其中旅游消费成为重点发展领域。因此贸易的再平衡、扩大国内旅游消费内需、增加人民福利以及国内各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都成为当时日本国家战略的关注重点。日本也为应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国际国家”战略、技术立国战略等诸多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从我国当前内、外部环境来看,面临着与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类似的问题,包括: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影响下的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2020年以来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危机等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实现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如何通过旅游战略支撑在贸易摩擦阴影下寻找新的发展路线,如何借助旅游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要,如何凭借国际旅游交往实现提升国家文化自信,并与世界顺畅交流,都是摆在现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系列重要问题。

  研究日本同一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和各种措施,就是在细致探究旅游业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探究新的发展阶段下旅游业的发展规律,进而确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战略。

  二、日本旅游业国家战略在各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一)日本旅游业在平衡贸易、扩大内需、提高福利等方面的作用

  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来看,日本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经济体之一。

  依据世界银行2009年关于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①[①低收入国家为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95美元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为人均国民收入在996美元到12195美元左右;在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两个层次,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996美元到3945美元之间,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则在3946美元到12195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则在12196美元以上。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日本1974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290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1974年至1986年)为日本处于向高等收入国家跨越的历史阶段。

  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来看,1974年后日本经济转入低速平稳增长时代,面临一系列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结束,进入低速稳定增长时期。另一方面,日本巨额的贸易收支黑字造成日本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新的压力。具体说来,日本这一阶段面临着如何实现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以寻求国际发展空间;如何能够扩大国内需求,转变经济结构;如何能够扩充国民福利,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为应对以上问题,日本在这个阶段提出了包括“国际国家”战略、技术立国战略、海外投资战略,以及各种短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所有这些都指向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建设有活力的富裕社会,提高国民福利,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创造一个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民生活舒适的环境,推进国际间合作,缓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世界级难题,并不是依赖哪一个单一的战略或产业的发展就能解决。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日本旅游业呈现出特殊的阶段性特征,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与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旅游业日益被纳入到国家战略的体系中。

  (二)日本旅游业在社会经济、文化自信、人民福利等方面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政府对于旅游业的认识更多是基于旅游业的经济功能,旅游业在创造外汇推动经济恢复增长的作用。而随着日本经济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于旅游业的认识也逐渐丰富和扩大。一方面旅游业被政府定位为协调国际关系、塑造国际形象、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充实国民福利、改善国民意识的重要产业,另一方面旅游业在日本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国家层面:旅游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1974年日本跨入高中等收入国家后,对于旅游的认识也逐渐丰富,旅游业的重要性被放置在另外一个视角来考量。经历过高速增长后,日本经济之前存在的国内外汇不足问题已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日本丰富外汇储备以及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所有这些使得日本对于旅游的认识从之前的单纯的经济功能视角转向一个更加多维的视角,以使旅游业的发展适应这个阶段的发展。具体包括:旅游业积极协调日本与世界关系的作用;旅游业推广国家文化,即助力“国际国家”的战略作用;旅游业对平衡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作用;旅游业对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扩大广义福利的作用。

  2.消费需求方面:旅游业是满足国民高质量消费需求的重要产业

  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的日本,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进入到一个高消费的生活时代,人们普遍更加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特别是70年代后期日本“中流意识”出现,国民生活从居住生活转向闲暇休闲生活,而旅游休闲则日益被国民看重,越来越多的国民选择旅游作为改善生活的重要路径,日本国民的旅游意愿不断提升。

  (三)日本旅游业满足平衡贸易、文化交流、旅游消费需求,促进出境旅游发展

  1.旅游发展重心转向出境旅游

  与所有后发的新兴国家一样,在经济刚刚起步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旅游业发展重心在入境旅游方面。基于旅游业吸引外汇、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的作用,日本选择了“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发展政策。为了减少日本国内外汇的流出,日本政府对于居民的出境旅游次数及携带外汇数额做了严格约束。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日本居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外汇储备,日本开始面临国内外各种新的发展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旅游业发展的重心也从入境旅游转向了出境旅游,制定了以日本国民出境旅游为主,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同步发展的政策,日本迎来了出境旅游发展的新时代,而这也使得日本旅游业进入新的腾飞发展时期。

  一方面,日本政府逐步取消了对于日本国民出境旅游的限制,至1978年,日本政府彻底放松对日本国民的出境旅游限制,实现日本居民出境旅游自由化,在出境目的、出境次数和出境所携带的外汇数额方面的管制均撤销。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主动采取了诸多政策来推动出境旅游的发展,鼓励更多的日本国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本国企业组织职工旅游;调整假期制度鼓励旅游;鼓励见学、修学等特殊群体旅游;通过“工作度假制度”等政策促进出境旅游;实施“海外旅游倍增计划”,即从1987年起5年内达到海外旅游1000万人次,鼓励国民到海外旅游等。

  2.以出境旅游市场平衡贸易黑字

  日本政府确立了以出境旅游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从对出境旅游的限制转向对出境旅游的鼓励和扶持,一个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开始形成。1970年日本出境旅游人数仅66.3 万人次,至1986年上升至551.6万人次。[10]由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出境旅游人数开始超过入境旅游人数,呈现以出境旅游为主的发展特征。

  伴随日本出境旅游人数的增多,日本国际旅游支出也呈现出了同比的增长。1971年日本国际旅游收支中旅游支出仅为5.09亿美元, 1987年日本国际旅游收支中支出达到107.6亿美元。日本出境旅游远超入境旅游的发展规模,使得日本在国际旅游收支赤字的增幅也明显上升。1970年日本国际旅游收支赤字仅为0.83亿美元,此后日本国际旅游收支赤字持续增长,1988年更是增至157.89亿美元。[11]

  3.融入国际市场,以出境旅游为核心助推经济“再平衡”

  为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及消解贸易黑字问题,日本主动将旅游纳入其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转移日本旅游发展的重心,鼓励发展日本国民出境旅游,以实现日本与世界的“再平衡”。[12]旅游也成为了日本进行国际协调的润滑剂,起到“平衡器”作用。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进入了以出境旅游为主的旅游发展时代。在整个日本旅游贸易之中,出境旅游遥遥领先,日本大量的旅游赤字,增加了服务贸易支出,大大缓解日本国际贸易黑字,作为国际协调之间的缓冲功能十分重要。

  具体从日本国际旅游收支赤字占日本贸易收支支出的比重可知,1970年以来日本国际旅游收支支出占日本经常贸易支出的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1970年这一比例仅为2.1%,至1988年上升至11.34%。由此不仅从直观上可看到日本出境旅游对缓解贸易顺差的作用,而从具体贸易收支数字上也显现出日本出境旅游对于缓解贸易黑字的贡献和效果,出境旅游在这一特殊的时间段中起到了“贸易平衡器”的功能。

  (四)满足国民需要的海外旅游投资跟进,高效利用国内剩余资本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实施海外投资战略,伴随着日本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开始走向海外,越来越多的国内资本围绕日本出境游客在世界各地开展投资。日本海外旅游投资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日本旅游企业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国内剩余的资本,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顺利回流日本,很好地引领了日本“海外投资”的国家发展战略。[13]

  1.日本旅游业是顺应日本“海外投资”的国家战略

  日本出境旅游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很好地适应了“海外投资”战略。由于日本国民出境旅游呈现出人数多且集中,并偏好日本国内文化环境中的旅游服务。由此,以日本出境游客为基础,日本旅游企业围绕着日本游客在海外的旅游服务,相继投资海外旅游产业。以澳大利亚为例,随着去往澳大利亚的日本旅游者数量增长,日本对澳大利亚的旅游投资占到了日本对澳大利亚外商直接投资的25%以上,1987-1988年澳大利亚的旅游业和相关地产行业的投资50%是由日本企业所控制。[14]而在酒店行业更是明显,日本旅游企业不断收购其他酒店,例如美国San- Francisco’s MarkHopkins Hotel被日本企业收购,[15]20世纪90年代60%的夏威夷酒店被日本企业所控制。[16]

  2.出境旅游助推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缓解贸易摩擦并带来利润回流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国民纷纷走出国门开展出境旅游,出境旅游的大发展带来的出境旅游市场则又为日本企业境外旅游投资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动力。一方面,日本居民对于本国的文化因素和服务的偏好,使得那些走出国门的日本游客依然偏好于日式的旅游服务。为此,日本旅游企业以日本游客为基础在海外围绕交通、饮食、住宿等业务开办旅游服务,在世界各地投资旅游产业。另一方面,日本资本和投资也迅速跟进,并围绕日本游客的服务,进行资本输出,日本旅游企业在这个阶段大踏步地开始了国际化经营,推动了日本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海外旅游投资的发展既充分地利用本国的剩余资本,缓解了贸易摩擦问题,也为日本带进了丰厚利润回流。[17]

  (五)满足国家文化自信与国际文化交流需要,出境旅游成为日本“国际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日本大力发展出境旅游,是对日本“国际国家”战略的很好推动。出境旅游成为日本“国际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借助出境旅游的发展,日本国民向世界传达出日本国家的新形象和日本文化,出境旅游成为了这一战略实施的有效载体。

  1.国民文化的国际化是“国际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日本国民自身的“国际化”是国际国家战略实现的重要内容和路径,人的国际化是日本“国际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18]一个“国际国家”的实现,首要的是本国居民要有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国际智慧。对于日本来说,通过鼓励国民主动地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则是日本国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借助出镜旅游,日本国民前往世界各地旅行交流,有力地改变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保守和缺乏自信的意识。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察和参观,日本国民更加直接地认识和体会到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些发展领先于日本的欧美国家的生活精神状态和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那些与日本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发展现状,增强日本国民的自信意识。出境旅游可以为日本国民提供一个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日本、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日本国民在国内旅游不可能获得的。

  2.助推日本文化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出境旅游人数的急剧增加,给当时的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日本旅游者”成为了一个受到世界各地所重视和欢迎的群体。而在这个强有力的市场群体背后所蕴含的是日本文化的一次全球推广。每一个日本个体行动背后都有着自身的文化因素,而作为一个群体的“日本旅游者”则更为鲜明地烙下了“日本文化”印记。在那个阶段,许多的旅游目的地,包括美国、欧洲等西方社会等极力关注、研究和顺应日本游客的旅游消费习惯,在旅游服务、旅游设施等方面更为积极主动增添日本文化的元素。无形之中,日本文化通过日本国民的海外旅游行为,悄无声息地向世界传播。

  日本出境旅游发展,国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极大推动了日本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世界更加了解日本文化,甚至承认日本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日本身上,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旅游产业的实务中。由此,出境旅游的发展,很好地适应了日本这个阶段提出的“国际国家”战略,借助于出境旅游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方式向世界推广和宣传。

  3.改善日本国际形象

  二战之后的日本,因其战败国的身份,而一心致力于内部经济发展,留给世界的形象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尽管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和随后的大阪世博会,日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形象: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日本的国际形象并不太好,国际社会似乎都将日本看作是一个“暴发户”,是一个只有“工作”,只有“经济”的国家。很显然,进入70年代之后日本自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来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出境旅游成为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新载体。

  不仅如此,借助日本出境旅游的发展,鼓励国民走出日本游历海外,重新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有活力的日本国家新形象。一定程度上说,旅游成为了日本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日本国民成为了日本国家形象和意志传播的重要载体,有力地展示了日本国民生活大国的形象,改善日本国际社会形象。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变,另外一个影响或者佐证则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进入日本,甚至长期滞留或是定居日本,日本的吸引力逐渐增加。进入70年代之后永住与长期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数逐渐增长,到1986年永住与长期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数突破50万人(《日本统计年鉴》)。

  (六)旅游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国民福利相融合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日本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经济上的成就使得日本居民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在这一个阶段,日本将经济的发展目标从经济增长转移到充实国民福利之上,致力于在日本经济成功后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与幸福感。而日本政府对国民旅游需求的引导和鼓励,则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注解。通过对日本居民旅游权利的保障,使得日本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提升,旅游成为了日本居民福利的重要部分。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渐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包括休闲、教育在内的服务方面的支出增加显著。日本居民的偏好开始转向精神娱乐方面,将个人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旅游、滑雪、郊游等旅游休闲支出方面,居民旅游休闲支出显著上升。

  在休闲支出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居民家庭的休闲支出呈现显著上升,1970年日本居民家庭每月平均的休闲支出仅为2,843日元,到1986年日本居民家庭每月平均花费在休闲方面的支出达到13,035日元。从休闲支出在日本居民文化与休闲支出比例来看, 1970年日本居民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中,休闲支出占文化与休闲支出的比例仅为39.6%,而到198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1.1%,这表明在日本居民日常的娱乐放松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休闲活动。在日本居民休闲支出的构成方面,自1980年之后日本家庭居民的休闲支出中占据第一位的休闲方式是旅游,包价旅游的消费支出占日本居民家庭休闲支出中的比例在30%以上,超过了其他方面的休闲支出。由此可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之后,休闲与旅游成为日本居民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这也代表了日本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七)高质量旅游发展为日本国内需求的释放提供了出口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国内需求的扩大和国内消费的增加,来缓解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关系,来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由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投资、增加财政支出、建设大型社会公共工程、改变居民消费结构等。另一方面,进入7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消费实际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以日本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为例,那个阶段日本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甚至超过了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之后,日本居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中的支出则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相对来说,日本经济中消费所占的比例相对稳定。

  因此,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期望日本居民能在消费需求方面有一个扩张性需求,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消费高峰似乎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根植于东方文化的日本国民并不认同于西方的文明,人们并不将西方文明中“奢侈、无度、扩张”的消费哲学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而日本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有人指出“经济大国衰退过程和迈向消费大国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由短期出发提出有效需求扩大沦,是过分短浅了”。[19]

  因此,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有限的背景下,日本将消费需求的满足的渠道转向了国外。日本政府鼓励居民出境旅游,成为了对这一问题的很好注解。借助于出境旅游的发展,将日本因经济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需求能力,借助于出境旅游这一有效的渠道,将日本国民的需求向国外转移,既有效地缓解了日本国民需求能力的膨胀,为需求的释放找到了出口,也较好地满足了日本国民的旅游需求,很好地实现了国内居民需求的平衡与满足。

  (八)旅游发展在日本国内区域均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着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几个核心城市圈来发展,经济发展具有过密性问题,而日本其他地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这种“过疏过密”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的问题。因此,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同样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向高收入阶段跨越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为此,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将旅游产业作为振兴地区经济以及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利用并开发本地区的特色资源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一方面日本政府借助1969年和1977年两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强调地方区域借助旅游发展来实现地方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1975年之后日本极力推广“一村一品”运动,其中将旅游作为重要的载体来利用。由此,通过日本地区旅游的发展,日本在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城乡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旅游为区域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具体而言,日本1969年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围绕着解决日本国土开发“过疏过密”的问题,将旅游发展政策纳入到国家的国土综合开发战略之中,强调在落后地区建设旅游基地及设施,振兴旅游产业。日本1977年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则注重治理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强调协调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化解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的问题。

  三、日本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可以从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

  (一)日本经验对中国旅游业认识层面的启示

  第一,从战略高度认识旅游发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旅游业发展经验表明,旅游业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经验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要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旅游业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日本经验告诉我们,旅游发展可以在国家战略中的经济、外交、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将旅游业纳入国家战略来统筹考虑,而非碎片化地任其在各领域发展。

  第二,旅游业是应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系列不平衡的一个抓手。 根据日本经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向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将面临国际贸易平衡、区域社会经济平衡、生产与生活需要平衡、国际文化入侵与国民文化自信平衡等一系列平衡发展问题。同时,旅游发展也应根据以上平衡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适应整个国家战略的转型发展,助推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日本经验对中国旅游业实务层面的启示

  在实务层面,基于日本经验,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旅游发展与拉动内需、平衡区域发展等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相结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系列行动计划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平衡区域差异的重要国家战略,并已取得显著成果。旅游发展在其中作用重大,其在助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复兴百姓社会与经济生活、提升区域整体基础设施与服务品质等方面起到很大的综合带动作用。但是因旅游发展还没能深度与国家战略相融合,在旅游产品开发、旅游项目运营与旅游市场消费过程中,因土地确权、资源流转、资金支持、立项审批、信用制度等诸多因素,正限制着平衡乡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发展的高品质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鉴于此,需要将旅游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从而在根本上,从宏观政策制定、制度体系设计、跨部门行政审批、消费者保护与支持等方面,解决以上问题,最终真正做到以旅游发展拉动内需、平衡区域发展。

  第二,将旅游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平衡国际贸易黑字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中国自古是文化之邦、礼仪之邦。古有“丝绸之路”传播汉唐中华文化,开展国际贸易,今有“一带一路”在助力国家经济转型、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传播与国民文化自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从旅游资源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遗迹众多,旅游消费性价比相对欧美发达国家非常高;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在中文普及、中餐美食、国际会议、教育培训等诸多方面深度与中国出境旅游消费结合,这些不仅从诸多的来华高规格旅游推介会、国际旅游组织交流等正规市场途径体现,还从越南、老挝等华人影视作品、歌曲的流行可见一斑;从平衡国际贸易黑字角度来看,根据日本经验,出境旅游消费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贸易黑字问题。并且,随着出境游客消费的增多,还将借助出境旅游的发展带动旅游的海外投资以及旅游企业的国际化,发挥旅游国际协调的“润滑剂”和“平衡器”作用。同时,旅游也是亲善大使,可以逐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不论是在民间旅游、文化交流,还是在企业间旅游投资、文化发展或是在政府间互联互通、互助互帮都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旅游发展战略需要融入国家战略,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通过签证便利、直航航线、旅游投资、旅游消费政策等助力国家战略发展。

  第三,将旅游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战略相结合。在我国逐步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步入中等收入的国民群体正经历着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并产生了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供给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即满足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基础需求观光产品多,满足文旅融合的高品质休闲度假产品少。 因社会经济逐渐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消费习惯也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人民对美好生活与使之实现的旅游产品有了更高要求。满足人们旅游需求的产品也从较低频率、较少花费、较近距离的观光旅游,转变为较高频率、较多花费、远近结合的观光与休闲结合的主题文化旅游。但与此同时,旅游产品却没有很好的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兴需求,即较高品质、具有文化内涵等的文化旅游产品数量相对较少,内容相对匮乏。我国相对日本有更为广阔的疆域,更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更为深厚的历史传承,更为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国内旅游的品质提升将更优于日本,相对而言,国内旅游的发展力度与比较优势也必将大大高于日本。因此,旅游战略应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国家公园建设、文化遗产活化、体育旅游发展、存量休闲项目激活等诸多旅游产业建设、旅游项目开发方面,从政策体系制订、制度规则设计、资源标准梳理、开发原则限定、运营服务体系、公共资源风控等诸多方面给予体系化、制度化、全方位的指导、支持;在带薪休假制度普及、假日制度优化、旅游消费财税补贴、旅游消费信用体系黑名单等诸多消费保障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最终做到旅游发展带动国民福利提升,提高人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Ten Years after the Crisis [DB]. April, 2007. www.worldbank.org.

[2]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down: Internatio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R]. NBER WORKING PAPER.

[3] Homi Kharas & Harinder Kohli.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J]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11.3: 281.

[4]Paus, Eva. Latin America’s Middle Income Trap [J]. Americas Quarterly 5. 1 (Winter 2011): 70-76.

[5]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Ten Years after the Crisis [DB]. April, 2007. www.worldbank.org.

[6] World Bank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R].

[7]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Robust Recovery [DB].Rising Risks, October, 2010. www.worldbank.org.

[8]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DB].2011.

[9]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R].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10]金准.旅游业发展应抓住经济换挡期机遇 [J].中国发展观察,2019(10).

[11]日本观光白皮书[M].日本, 2014.

[12]陈友华.日本旅游政策研究[M].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32-33.

[13]廖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的日本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14]王承云.日本海外旅游业的动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3(1).

[15]William Purcell ,Stephen Nicholas, Japanese Tourism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Entry Choice, Par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J], Tourism Management, June, 2001, pp 245-257

[16]R.S. Waters, Travel Industry World Year-book: The Big Picture 1990 [M]. Vol 34. Child and Waters inc, New York, 1990, pp 100-101.

[17]M. Bailey, Aquestion of value [J]. Asian Business, July1991:43-45.

[18]殷剑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2011(4).

[19]小林英夫林惠珍.国际化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J].历史评论,1989(2).

[20]簇原三代平.日本与亚洲太平洋经济的前景[J].世界经济,1987(1).

[21] 长江证券研究所.供给侧改革系列之景区篇:顺势而为布局休闲游[R].2016.

[22] 王笑宇.中产阶层旅游——中外旅游目的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1-27

责任编辑:文 心

--------------------------------------------------

[作者简介]王笑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