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财政困境 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

2020-07-23
23 2020-07

14:51

分享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7期作者:周春生 冯科

[摘要]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论,既反映了经济基本理论方面的分歧,也体现出对我国财政状况担忧的共识。本文在对现代货币理论(MMT)做简要评析的基础上,就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的特点作了剖析借鉴,并结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风险,对我国当前财政困境提出意见建议。

[关键词]现代货币理论;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陆续出台了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在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作用边际下降的背景下,亟需财政政策精准大力提振经济,而目前中国财政缺口较大,因此近期“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被广泛讨论。有学者提出,“中国在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有学者则表示不赞成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而特别国债不列入赤字是因为能够还本付息,因而不能用于一般性支出。本文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并就应对措施提出一些分析。

  一、“财政赤字货币化”及MMT的内涵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以下简称MMT)是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学界关注较多的热门理论,近期在各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出台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再次被热烈讨论。MMT理论源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是与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相异的一套宏观分析范式,其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MMT的代表人物主要有L. Randall Wray和Stephanie Bell-Kelton,[1] [2]二人分别于1998年在各自的论文中对MMT进行了研究,后来L. Randall Wray在其《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2017年)一书中对MMT进行了详细阐述。

  MMT的核心观点包括:第一,关于货币本质。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作为一种政府债务凭证,不与任何商品挂钩,只是用于政府的发债和税收。财政也可以起到货币创造的作用,政府首先通过财政支出创造货币,再由税收收回货币。政府债券的发行是一种调节利率的手段:如果政府将债券卖给商业银行,可以造成银行储备金的减少,使市场利率趋于上行;如果政府将债券卖给中央银行,相当于投放基础货币,又会使利率趋于下行。第二,关于财政赤字。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主权政府借入本币债务不会引发政府破产,因此,财政平衡没有实际意义,财政赤字也是可以没有边界的。在外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第三,关于政策选择。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货币政策应当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不存在独立的中央银行,如果通胀大幅提升,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税率、举债等措施将多余货币回收,从而抑制通胀,因此财政政策是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

  在MMT的支持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概括为“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政府债务融资”,即央行印钞带动货币流通,而政府作为不需要考虑分配问题的最直接货币使用者,将利用央行发行的货币进行财政支出或填补财政赤字,具体方式主要有三类:现金转至国库;央行承购国债;债务减记,除了直接债务减计,还可将债务改记为央行对政府的永久无息债权,效果与直接转移现金类似。

  二、“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内在逻辑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实践中的应用,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来看。其中,狭义视角指的是央行在一级市场上承购国债(程序导向)。而广义视角则忽略过程(不区分是在一级市场上承购还是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看重的是央行负债表中持有的政府债券(结果导向),即通常所说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

  历史上,美国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三次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称为QE1、QE2和QE3。美联储大幅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增加新的资产和负债。2008年12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25%,与此同时开始QE1,大量买入以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为主的金融资产,2009年3月,美联储持有的金融资产达到2.1万亿美元的峰值。2010年11月与2012年9月,美联储分别开启QE2与QE3。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最终达到了重振美国经济的效果。日本央行从2009年初至2013年3月,多次扩大QE规模。2014年9月4日欧洲央行决定购买非金融行业私人部门的资产,开启了欧洲版的量化宽松。

  2020年3月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传播,美股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创纪录的高点坠入技术性熊市,股市一个月内出现4次熔断,下跌速度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因此,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3月15日,美联储又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到0%至0.25%之间,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此举意味着重启“零利率+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标志着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进入零利率时代。3月23日,美联储又宣布通过广泛新措施(Extensive New Measures)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流动提供支持。

  美国能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与美元霸权息息相关。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但是国内却未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美元霸权。美元是世界性的结算货币,并且全球多数国家将它作为储备货币,因此无论是美国不设限制的量化宽松,还是美国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一部分都通过外溢的货币化的形式,由全世界来买单。美国量化宽松的增发货币通过美国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流向了全世界,因此国内市场不会出现流动性过剩。

  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低利率使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受益。大量的美国企业有动机去发行债券,加大杠杆率。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借债进行股票回购和分红,这也是美国股市能够长期走牛的重要原因。美国企业债务和杠杆率快速上升,但偿债能力持续下降。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偿债比率,远高于居民部门和整体非金融私人部门,且持续上升,目前位于历史高位。美国政府也是低利率的受益者。美国政府长期面对庞大的债务规模,从而对应着高额的利息支付。例如2019财年,面对约23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政府支付了高达5746亿美元的利息。可见利率的下降能使美国政府节省很多成本。因此,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美国政府,均是低利率的受益者,一旦利率升高,政府和企业会面临较大的债务压力。

  三、中国的货币增长进程

  近些年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也大幅度增加,但并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2000-2019年,中国M2存量规模从13.8万亿元增长至198.6万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15.1%。而CPI指数增速仅为2.3%,且2000年至今,除少数年份外,CPI同比基本维持在3%以下的低速增长状态。这就引发了思考,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关系,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是否依旧有效?

  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费雪方程式MV=PQ,一定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价格水平乘以实际总产出。从长期来看,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价格水平变化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物价水平的高低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所决定的,货币数量增加,物价随之上涨。2000-2019年,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货币超发状态,M2减去名义GDP多数时期为正,按照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物价应当随着货币大量的被创造出来而大幅度的上升,但近些年全年物价维持温和运行态势,通胀压力并不大。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金融体系对货币的吸纳

  央行通过市场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市场了解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经济主体再通过利率的变化去调整投资与消费行为,这就是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然而真正的信贷规模并不取决于可贷金额,而是实际需求。企业等非金融部门的信贷需求取决于经济景气程度,在行业发展潜力不足时,企业面临需求不足,利润降低,使得信贷需求得到制约,从而使得商业银行资金不能通过信贷融资方式传达到实体经济中。因此,中国近几年所创造出的货币大部分是被金融体系所吸纳,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之间的资金供给需求出现缺口,超额货币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很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并没有对实体经济构成有效需求,引起通胀。

  (二)资产价格上升对货币的吸纳

  信心是现代信用经济的基础,如果消费者对某些资产信心充分,会对这些资产大量购入,我们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货币的流向。例如,美国资本市场容量以及市场发育程度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过去美国量化宽松所产生的超额货币大部分流向了资本市场,成为美国吸收货币和创造信用货币的主要载体。对于中国而言,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保持上涨趋势,新增货币大多数流入了房地产市场。消费者对房价上涨有信心,也因此利用贷款等方式去购买房产,进一步推动房价不断上涨。消费者持有的资产升值,带动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使得房地产市场吸收货币的能力增强。截至2019年末,房市存量规模超过300万亿元,股市存量近60万亿元,债市存量近100万亿元,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主要资产池。因此,各国虽然都在超发货币,但新增货币并非是均匀扩散,大多数的货币都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引起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上升,新增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所以对商品的影响也就很小,并不会引起大幅度的通胀。

  (三)科技进步使得部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技术进步使得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下降,最终使得商品价格下降。这种现象在高新技术领域更为明显。举几个例子来说,笔记本电脑刚面世时每台价格在一万元以上,而如今几千元就能买到很好的笔记本电脑;20年前的“大哥大”手机每台价格几万元,而如今的高端智能手机价格也就几千元,便宜的还有几百元的。在过去只有少部分富裕家庭才可以拥有这些高端产品,而如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都已经成了普通家庭的标配。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全新的廉价的生产材料、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自动化的生产线,从而使得生产成本下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使得市面上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多,根据供需原理,价格会相应下降,这也是货币超发却并没有导致物价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实际情况无法完全满足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严苛假设,故其“货币数量增加,物价随之正比上涨,而货币价值则随之反比下降”的结论无法完全适用。但是货币数量仍是影响商品价格水平的因素之一,货币、实物、金融市场运行机制、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价格水平的变化。

  四、中国目前面临的财政困境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提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GDP当季值206,504亿元人民币,名义GDP当季同比增长-6.8%,实际GDP增长-5.3%,自1992年以来季度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企业停工减产,生产停滞,第二产业增速下行9.6%,第三产业增速下行5.2%。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滑10.3%,海外需求骤减,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承压。

  经济下行,地方政府的财政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困境。收入方面,据5月19日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累计完成地方收入33611亿元,同比增长-11.5%。负债方面,5月11日财政部官网发布的《2020年4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显示,今年1-4月,全国发行地方债券189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6%,至4月末地方债务余额2304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07%。可见,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地方财政面临着收入不足,负债骤增的艰难困境。

  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期解决当前的财政困境。这种观点认为,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前所未有”,我们应深入理解其深刻含义,要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行动。认为由于国内经济目前已经陷入通缩,而2020年部分地区面临偿债高峰期,在当前状况下,违约一旦发生,市场信心必然受到打击,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另辟蹊径。而如果通过发行大规模国债来解决财政困境,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导致货币长期超发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4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了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二季度的财政收支也会随之好转,困境只是暂时的。而且中国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很大下调空间,与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截然不同,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应该通过加快体制改革来解决,不能病急乱投医。最重要的是,中国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直接向央行借款或发债,这是对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央行来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必须的。历史上也有很多案例,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导致通货膨胀,继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促使市场崩溃。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并不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方法,它可能带来的恶果也是难以估计和不能承受的,饮鸩止渴不是办法。

  五、“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风险

  笔者认为,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来应对当前困境,存在五大风险,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轻示人”,应当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

  (一)破坏财政纪律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项规定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汲取了历史教训做出的理性抉择,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手段,就宏观经济目标而言,无疑是一致的,即稳就业、稳增长、稳物价。从社会总需求的构成来看,AD=G+C+I+(X-M),财政政策除了直接影响政府公共支出需求G以外,也可以通过补贴企业、补贴居民等转移支付手段调节投资需求I和消费需求C。货币政策则是更多依赖资金可获得性以及资金成本的变动来调节I和C。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更直接,更立竿见影。例如,在重大危机冲击面前,如果我们只是调降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没有足够抵押物的企业依旧难以获得贷款,低收入群体、失业人口更难通过借贷去消费。但政府提供企业补助,或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对于帮助企业脱困、帮助拉升消费则可以起到直接的作用。但这些都应当以遵守财政纪律为前提。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财政政策更具行政色彩,货币政策则更有市场特点。仓促决定的财政支出如何做到公平、精准,行政性资源配置如何保证配置效率,始终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政府财政一旦丧失“纪律”,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资源错配,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二)损害政策有效性

  中国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不宜过快地滑向货币政策效应的边界。某种程度上,中国也要珍惜正常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要将发达经济体赤字货币化的“无奈之举”当作“济世良药”。部分持赞成“赤字货币化”的研究者提出,2015年后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来支持的货币化棚户区改造的本质就是赤字货币化,即人民银行早已施行的“隐形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了。但这实际上是对人民银行本应有的货币发行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的严重错误认识,同时也将很清晰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概念予以了泛化和模糊。

  在MMT所支持的零利率政策下,理论上发行货币即能代替发行国债,从而不用支付利息。长期来看,这将极大损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压缩政策空间。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容易趋向常规化,退出十分艰难,已经进入负利率的欧洲和日本迟迟无法从负利率政策中退出,一旦遭受新的经济衰退风险,这些国家因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只能依靠更为激进的财政政策。

  (三)过度增加杠杆,引发金融和经济风险

  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情况下,理论上政府债务没有上限,无上限的政府债务除了引发通货膨胀,还会引发汇率崩盘和金融风险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从通胀的角度看,虽然MMT认为只要货币供给没有超过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水平,就不会引发通胀问题,但是现实中很难确定充分就业水平和自然失业率,何况不同的行业之间就业情况必定不同。所以总需求增加而私人部门的经济资源不足就会引发资产价格上涨乃至严重的通胀,而通胀可能导致主权货币的主权属性受到削弱而加剧通胀的预期。虽然赤字货币化的确未必一定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欧美QE的经验已经说明,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金融杠杆膨胀更危险。而本次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再次说明,杠杆和负债膨胀是金融和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

  (四)诱发“流动性陷阱”

  依据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假说,当货币政策极度宽松,名义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即为零甚至负值时,由于对于某种“流动性偏好”的作用,人们宁愿以现金或储蓄的方式持有财富,而不愿意把这些财富以资本的形式作为投资或作为个人享乐的消费资料消费掉。国家任何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会以“闲资”的方式被吸收,仿佛掉入了“流动性陷阱”,因而对总体需求、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间流动性充裕,利率下行,进一步的“赤字货币化”政策,将继续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这可能导致“流动性陷阱”现象。而财政政策的一大政策目标在于,通过有限的财政刺激,发挥财政的乘数效应,激活经济。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居民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减小,政策的乘数效应减弱,不利于经济的恢复。

  (五)违背中国结构性去杠杆、重视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经济方针

  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银行间流动性充裕,而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导致的,只有财政政策配合“大政府”才能改善这一现状,然而这种想法与中国结构性去杠杆、重视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经济方针背道而驰。MMT极易导致经济资源不断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不断损失经济效率,违背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近年来,中国通过不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通过定向降息、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中小微企业,不断改善货币传导机制,已取得初步成效。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疫后经济供给侧相对恢复的背景下刺激经济需求侧,但财政政策具有优势并不代表要全面肯定MMT,因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即使在疫情背景下更加积极,适当提高赤字率,也远不会达到MMT所提倡的政府债务无上限、彻底抛弃财政平衡的程度,以财政政策的优势和阶段重要性提升来支持MMT属于偷换概念。

  六、上中下三策,应对财政困境

  总的来说,宏观调控政策依旧要讲求对症下药,哪种措施更有效率,能较好平衡短期救赎效果和长期发展质量的关系,就应该选择哪种措施。中央始终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冲击或其他突发重大灾难引发的经济危机,由央行配合财政部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自由落体,也许并无不当。但不能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当成一个常态化措施,更不能在常态性的宏观调控中无视货币政策的作用,废除财经纪律的约束。笔者认为,化解中国当前的财政困境,可以有上、中、下三策。

  (一)上策: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的基本面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的基本面。2020年5月11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其中就提到了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财政税收方面,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对于央行来说,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推动供给侧改革,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的基本面。虽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三十年了,但迄今为止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在经济下行,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经济向好、税收提升,深入推进财税改革才是真正应对财政危机之路。

  改善经济基本面,才能从深层次解决债务危机。经济基本面向好才能保证财政收支的长期平衡。增强投资内生动力,激发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改善贸易结构,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稳定就业也是改善经济基本面的有效方法,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稳定的收入会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二)中策: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致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阶段提出针对企业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二阶段提出针对产业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但外部环境挑战和不确定性上升,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实现中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平稳增长的目标,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正从简单的方向性指引转变为复杂的量化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着眼减税、降费、补短板、调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守正创新,保持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相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面对疫情冲击,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中国货币政策依据疫情发展情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不同阶段有一定的调整。一季度,疫情冲击主要体现在国内限产和经济活动受限,内需下降,该阶段货币政策侧重于纾困抚平流动性,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度过难关。果断投放短期流动性,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货币信贷支持的牵引带动作用。二季度,国内复产复工持续推进,海外疫情扩散,外需受到影响,该阶段货币政策将促进实体增长和保证就业放到中心位置,推出降息降准的组合策略,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

  未来,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将采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货币政策对于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是对于刺激需求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则对于扩大有效需求效果明显。未来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来扩大需求,财政政策又以刺激投资、减税为主。刺激投资要比刺激消费更加有效且容易实施,尤其是5G、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在短期,刺激投资的传导链条更长、乘数效应更大,效果优于消费。在长期,刺激投资有利于增加资本形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竞争力,进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建负责稳增长,新基建负责调结构,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

  (三)下策:短期应对

  从短期出发,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发放抗疫国债,目前,中国市场有容纳政府债券的充足余地,可以选择让社会资金在一级市场买入政府债券,如果出现流动性问题,央行可以再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政府债券提供流动性。财政部发放债券之后可以选择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现金或短期消费券,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复苏。从拉动消费的角度看,发放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要好于发放现金。增加收入来源,税收方面主要是消费税(烟草行业)、资源税和环保税有增收空间,还可以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力度,适度放宽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同时强化绩效管理。

[参考文献]

[1]L. Randall Wray.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M]. Edward Elgar:Cheltenham,H.K, 1998.

[2]Bell, S. ‘Can Taxes and Bonds Finance Government Spending? Reserve Accounting and Government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244, The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1998.

责任编辑:张世贵

--------------------------------------------------

[作者简介]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