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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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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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8期作者:原倩

[摘要]建设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教育、医疗、道路、文化等领域建设加快推进,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应着力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城市群改革协同推进机制,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加强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金融支持,确保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建设蹄疾步稳向前推进。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共享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长三角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的基本内涵与重要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指导城市群建设发展的基本遵循。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共享发展理念对城市群建设的基本要求。[1][2][3]

  从内涵看,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进入这一新阶段的城市群建设内涵更为丰富,既包括传统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要素聚集、产业集群等内容,更包括对城市群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建设的新要求。[4][5][6]因此,处于这一阶段的城市群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包容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保持一定增速基础上实现的共享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保持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和一定增速为城市群包容性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提供了重要依托。更重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该理念下,城市群发展应当更加自主自觉地从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更加依赖要素聚集、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集成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上。

  另一方面,包容性发展城市群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超越经济发展,关注更宽广的社会、民生、治理、文化等领域,实现城市群发展“质”的提升。从外延看,包容性城市群发展在经济建设之外,还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城市环境、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推动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群的共享发展。[7]

  长三角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并列,共同构成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体系。建设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看,城市群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支撑,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有效推进离不开长三角城市群的有效配合。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有利于破除区域交流梗阻,打通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人员、资金、信息联系,推动资源互通、产业互动、市场互联、优势互补和区域互惠,加强区域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合作,推动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高城市群治理能力,实现城市群文化繁荣和谐,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低水平平衡—高水平不平衡—高水平平衡”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必经阶段”,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不平衡跨越、再从高水平不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跨越是任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经历的“两个重要跨越”。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不平衡状态的跨越就是区域经济的起飞过程,这一过程遵循空间经济不平衡增长规律,通过聚焦一个或少数几个具备发展条件和一定先发优势的地区,着力打造区域增长极,实现区域经济水平的跃升;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拉大;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目前,长三角进入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第二步跃升,即从高水平不平衡向高水平平衡阶段转变。这个转变之所以至关重要而又十分艰巨,就在于它不仅包含经济发展水平的平衡,更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文化、城市建设等各领域的协调平衡,而这一过程的任务相比于促进经济增长将更加复杂繁重,对区域经济最终实现一体化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建设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二)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推动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长三角地区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该地区经济基础雄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我国工业重镇。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虽不乏竞争优势,但其产业结构偏重等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来包括中国一重、二重以及三一重工等重点机械行业企业均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设厂。如图1所示,安徽、江苏、浙江的二产占GDP比重均排在全国前二分之一的水平,上海的二产比重也比北京、海南等地更高。与此相对应,长三角城市群在现代服务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优势相对弱化。

图1 长三角省市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表1 2019年各地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地区

企业数量

北京

56

上海

7

江苏

南京

1

 

苏州

2

香港

7

广东省

深圳

7

广州

3

佛山

2

珠海

1

浙江省

杭州

4

温州

1

福建省

厦门

3

福州

2

数据来源:根据财富中国网站(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9-07/22/content_339535.htm)数据经作者整理。

  从世界500强企业的分布看,在2019年全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前2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浙江的杭州、温州几个城市上榜,总数15家,与京津冀、珠三角(加香港)相比居于劣势。由此可见,长三角的综合竞争力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长三角经济结构偏重的传统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也面临市场、资源、环境以及用工等约束,促进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重要挑战。

  在此背景下,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全方位改善城市群及各城市建设发展的软硬件环境、社会治理水平和创新文化氛围,是提高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更好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取得新成效。

  (三)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是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创造了年均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世界奇迹,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基础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的重大转变,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先富带动后富到“一个都不能少”,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城市群建设而言就不能单纯依赖经济增长,而是转向包容性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对城市群建设提出新任务、新命题、新挑战。具体而言,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大背景下,当前我们推动城市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更加均衡的要求更高,推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紧迫性更强,提升城市群治理能力和完善城市群治理体系的现实意义更重大,改善城市软硬件条件和培育弘扬城市文化的呼声更强烈。这些新诉求、新任务,对城市群包容性发展而言,既是机遇、又是考验。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群建设的领头羊之一,理应在包容性发展的城市群建设方面先行先试、走在前列、勇担使命,为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提高城市群建设的包容性共享性,探索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新路子新模式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建设进展分析

  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正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存在阶段性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一局面的形成既受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影响,又受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对此,应当在全面分析和评估基础上,扬长补短、守正创新,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一)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城市群空间经济呈“伞形”结构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该地区工业基础扎实,产业平台健全,科技水平总体较强,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产业平台看,2018年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每千万人口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均排在全国前二分之一,省级开发区数量更是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据明显优势。与此同时,长三角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上海临港新片区改革创新工作扎实推进(见图2)。高水平成体系的平台载体群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图2 全国各省区每千万人口的国家级和省级园区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及《中国统计年鉴》。

  从创新能力看,长三角城市群是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先地区之一。2018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R&D经费分别为1359.2亿元、2504.4亿元、1445.7亿元和649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4.16%、2.7%、2.57%和2.16%,均超过全国平均2.19%的投入强度,在全国排名第2位、第4位、第6位和第8位(见表2)。充足的经费保障为长三角创新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强烈的创新驱动特征,为城市群包容性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和竞争优势。

表2 2018年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 

地区

R&D经费(亿元)

R&D经费排名

R&D经费投入强度(%

投入强度排名

全国

19677.9

2.19

北京

1870.8

3

6.17

1

上海

1359.2

6

4.16

2

广东

2704.7

1

2.78

3

江苏

2504.4

2

2.7

4

天津

492.4

15

2.62

5

浙江

1445.7

5

2.57

6

陕西

532.4

13

2.18

7

安徽

649

11

2.16

8

山东

1643.3

4

2.15

9

湖北

822.1

7

2.09

10

重庆

410.2

17

2.01

11

辽宁

460.1

16

1.82

12

四川

737.1

8

1.81

13

湖南

658.3

10

1.81

14

福建

642.8

12

1.8

15

江西

310.7

18

1.41

16

河南

671.5

9

1.4

17

河北

499.7

14

1.39

18

宁夏

45.6

28

1.23

19

甘肃

97.1

26

1.18

20

云南

187.3

19

1.05

21

山西

175.8

20

1.05

22

黑龙江

135

22

0.83

23

贵州

121.6

24

0.82

24

吉林

115

25

0.76

25

内蒙古

129.2

23

0.75

26

广西

144.9

21

0.71

27

青海

17.3

30

0.6

28

海南

26.9

29

0.56

29

新疆

64.3

27

0.53

30

西藏

3.7

31

0.25

31

 数据来源:《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从产业竞争力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体系健全,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据统计,长三角城市群集成电路产业占全国的50%。根据戴德梁行分析报告《2019年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白皮书》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产业投资环境指数,在长三角地区,上海长三角领头羊地位稳固,南京、苏州、杭州三市位列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代表城市为无锡、宁波、南通、合肥等城市,近年发展势头迅猛。

  从总体经济布局看,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以上海为顶点,以“苏锡常”延至南京、合肥、芜湖,南通延至徐州,宁波延至杭州为骨架的“伞状”推进态势,“东重于西、海重于陆”格局突出。从发展动力看,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上海等核心城市为引领,以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为支撑,各类城市共同发展的动力系统。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主要任务在于处理好“东西”“海陆”关系,利用伞状经济格局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涓滴”带动效应。

  (二)教育资源分布总体平衡,“中心地”分布特征突出

  当前区域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优良的教育服务既是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所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又是永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从教育资源看,长三角城市群呈“大分散、小集中”的“中心地理论”的分布局面。所谓大分散,是指教育资源在四个省市呈总体平衡的分布格局,并未集中到某个省市;所谓小集中,是指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安徽3省省会及上海市,形成以上述4大城市为节点,以苏锡常、温州、宁波、徐州等为支撑,以其他地市为基础的教育资源布局特征。此种分布格局符合“中心地”的布局特征,受人口分布和行政力量的影响比较明显。从未来看,推动教育资源在各省内部进一步优化布局,实现省际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是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医疗资源分布“东重于西”,省内不平衡问题有待解决

  医疗卫生服务是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对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意义重大。长三角城市群医院等医疗资源的分布呈“东重于西、重点集中”的特征。从省域布局看,上海、浙江、杭州医疗资源相对丰富而安徽医疗资源相对稀缺;从城市看,上海,浙江的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江苏的南京、南通、宿迁医疗资源比较集中,资源分布的省内差异依然存在。

  产生这一分布格局的因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医疗资源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比较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苏锡常、南京、杭州、宁波以及合肥等地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二是行政力量对布局的影响。从中心地理论看,行政力量对公共服务的布局具有重要影响,这在医疗资源的分布上也有所表现。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安徽的医疗资源都具有向省会集中的分布特征,这是比较普遍的分布规律。三是历史因素对当前的影响。医疗资源等的分布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历史传承,因此,当前的医疗资源布局受历史上布局特征的影响比较明显。从未来的发展看,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要求医疗资源更多按照人口进行布局而不是按照政区进行布局,因此,打破医疗资源区域阻隔,促进城市群内部优质资源流动,推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未来一个时期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道路交通能力建设“强干弱枝”,关键梗阻有待突破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城市群加强经济社会联系的前提,也是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只有城市群内部各节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均得到较好改善,各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往来联络才能够完全打通。相反,城市群中任何一个节点发生堵塞,都会带来整个城市群联系便捷程度的下降,产生负外部性溢出。长三角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强干弱枝”的分布特征,即上海、苏锡常、南京、芜湖、合肥一线构成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干,同时沿着主干向南、北和西部方向延伸。从省域看,上海与江苏、安徽的核心地区交通情况普遍水平较高,而浙江则有待进一步加强。形成这一道路交通建设格局原因有二:一是受全国主要交通干线布局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全国交通和经济版图的一部分,其交通格局势必受全国交通布局的影响。二是受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影响。经济发达程度高、人员物资往来密切的地区交通更为便捷。这也反映出上海与“苏锡常”延至合肥等干线地区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而与杭州等城市群的浙江部分的联系有待加强,破解湖州、嘉兴两大“要塞”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从发展看,如何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关键节点城市交通便利性是下一步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任务。

  (五)文化资源布局向中部集中,“南重于北”现象明显

  文化繁荣是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维度,只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作支撑,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群共享发展和共同繁荣。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资源布局呈现“中部集中、南重于北”的特征。首先,以上海、“苏锡常”、南京、杭州、合肥一带为主要区域的中部区域文化资源比较集中,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图书馆的分布都具有这一特征。同时,从南部格局看,以安徽和苏北为核心的北部区域文化资源相对稀疏,资源空间布局仍不够平衡。

  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也有历史和社会因素。首先,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的支撑,高度繁荣的城市文化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之上的。上海和苏锡常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走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前列。其次,文化建设拥有历史文化积淀,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相对繁盛,民国时期上海更是东亚国际化大都市,文化积淀比较深厚。

  用发展的眼光看,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建设下一步的主要方向在于在保持并推动上海、“苏锡常”等地区文化繁荣发展态势基础上,下大力气推动安徽、苏北以及浙江中南部地区补齐文化短板,促进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生活协同推进、共同繁荣。

  三、推动建设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建议

  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基础设施和城市风貌迈上新台阶,为城市群包容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对标国际化城市群标准,长三角城市群在包容性发展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包括:创新驱动能力有待提升,产业结构偏重问题有待改善;改革引领能力需进一步增强,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性有待优化;社会治理水平有待提高,城市群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继续完善;道路、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联通,城市群硬件条件仍有改进空间;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推进,城市群包容性生活圈建设仍需加力提效。为此,推进长三角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体系

  包容性发展必须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强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为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夯基固本的关键一招。为此,要加快推动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向长三角城市群合理布局,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创新网络,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开放,建立和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着力营造符合科学规律、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科学研究制度环境,建设长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体系,探索有关部委、省市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新型组织管理体制。依托亚欧大陆桥以及在航空、海运等领域的便捷交通优势,打造长三角科创走廊,对接澳门、香港及海外高校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吸引海外归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在长三角城市群集聚。实施重大创新平台培育工程,在高端装备、芯片设计、集成电路制造、基因检测等领域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水平国家级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打造若干国家级检验检测基地。

  (二)构建城市群改革协同推进机制

  长三角地区不仅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更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高地。2013年以来,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新一轮改革创新工作从上海开始,期间上海自贸试验区经历两次扩区,新成立的临港新片区仍是引领城市群地区乃至全国自贸改革的重要标杆。浙江自贸区建设积极开展,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扎实推进。同时,南京、苏州、连云港等地自贸试验区建设也加速发展,围绕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物流服务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加快改革创新协同联动,是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为此,必须坚持改革引领,全面改革阻碍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行政管理、投资审批、商事登记、贸易便利化、社会治理等领域体制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各类优质要素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好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改革引领作用,推进浙江、江苏自贸区改革,加快安徽省改革创新工作,构建融合“自贸试验区—国际级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改革开放平台的改革创新载体群,形成城市群改革创新协同推进动力系统。

  (三)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提高城市群治理能力,完善城市群治理体系,是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基本保证。但从现实看,城市群不是我国行政序列中的一级政区,不存在类似于省市自治区的一级政府,而且很多城市群是跨政区的,长三角城市群就是典型代表,这为城市群治理能力改善带来了现实困难。为此,要以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建设为目标,支持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组织发展,加快市民公约、行业规章等社会规范制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加快治理重心下沉,完善基层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优化治理方式,扩大社会参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决策出台加大听取各方意见力度,完善公众参与平台和窗口建设,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建立健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探索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法定机构改革,有效借鉴香港、新加坡、前海、顺德等地法定机构改革经验,在城市群社会治理领域推进“依法设立、职责法定、运作独立、共同治理、公开透明”的法定机构改革,一方面克服城市群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避免设置新一级城市群范围的政府机构所带来的人员冗余、办事效率下降等问题。理顺法定机构及内设机构职责,构建城市群省级和市级两级联合治理机制,打造以法定机构管理模式为核心的城市群协同治理格局。

  (四)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市群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是建设长三角包容性发展城市群的必然选择。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总体较高,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在存在。为此,要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在城市群内部高效流动、优化配置,破解省际和市际教育交流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全域实现教育“学有所教”、共享发展。促进医疗资源优化布局,按照服务人口而不是行政区划配置医疗资源,打破城市群医疗资源流动障碍,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建设,打通交通网络、物流网络关键节点,提升城市群的整体交通便利性和设施现代化水平。建设城市群多层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补齐安徽、苏北以及浙江中南部地区文化资源配置仍显不足的短板,完善城市群体育健身设施网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五)加强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金融支持

  包容性发展城市群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长三角城市群及各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治理、创新合作、文化建设等领域发展都离不开金融载体和抓手。当前,在世界经济普遍去杠杆、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更好运用市场化力量,合作建立投资基金,发挥政府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撬动更大规模资金参与,是解决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资金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应整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金融资源,成立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投资基金,探索采取母子基金形式,围绕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创新合作、社会治理合作、基本公共服务、文化繁荣等重大领域分设一系列子基金,吸纳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等多方面资源参与。引入开发性金融支持,加强与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增强投资基金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在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投资基金中,专门设置一笔针对长三角城市区群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各领域合作的智力支撑和研究支持的专项资金,加强与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的对接,重点支持针对城市群协同创新、教育合作、医疗卫生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文化繁荣共建等领域的建设方案、总体思路、政策储备的研究,谋划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发展重大项目库建设。

[参考文献]

[1]唐鑫,李茂,刘小敏.北京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市场,2013(39).

[2]刘贵文,黄媛媛.包容性发展理念对我国城市治理的启示[J].开发研究,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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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景.基于包容的城市群集聚效应和极化效应[J].经营管理者,2016(3).

[5]王华华.从行政吸纳到政治吸纳:城市边缘群体实现幸福的应然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8(4).

[6]权衡.城市包容性发展与长三角率先建设包容性城市群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7]黄建欣,宋彦,高文秀,陈燕萍.纽约包容性城市规划经验对我国的借鉴[J].城市发展研究,2019(6).

责任编辑:蔡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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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原倩,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