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科技创新与金融监管平衡

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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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8期作者:王涛 诸方卉 刘丁

[摘要]金融科技加快了金融创新进化与革新的步伐,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监管机构能够起到一定指引作用,金融科技也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金融监管的新发展。但监管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创新,在金融与科技快速发展、不断融合的浪潮下,对于监管机构而言,需要合理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两者之间关系,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技术发展的同时,解决有效监管的问题。引入监管科技,主导监管科技的应用与发展,构建以数据监管为核心内容、以新科技为基础的科技监管体系,推进试验性监管是我国监管机构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新思路。

[关键词]金融科技;数据;监管科技;创新;平衡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金融科技(FinTech)的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反思

  金融与科技之间一直维系着相互影响、共促发展的关系。近十年间,金融与科技的相互融合、快速发展直接诱发了一个新兴领域的诞生:金融科技(FinTech)。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指的是银行、金融机构及银行账户、银行账簿的电子化和数字化,并以创新的、非传统的形式加以使用。[1]简言之就是将科技运用于金融,主要表现为技术性的变革以及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等的出现与发展。在国内金融市场中,金融科技包括了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网贷、智能金融理财服务以及区块链。 [2]此类金融新气象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运作模式,为创新发展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使监管者在监管此类现代金融服务时面临挑战。

  (一)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向数字化支付转变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与金融服务快速融合,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电子钱包和移动支付平台、账单整合(Integrated Billing)、付款和购物软件整合、新型安全交易机制(如生物特征的身份验证)等金融科技使消费者实现无现金交易,数字化支付逐渐成为主流。新型支付方式一方面可以刺激消费,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清算方式的改变。以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例,支付平台通过虚拟账户实现与多家银行账户绑定,同时支付平台也在各银行开设账户,通过虚拟账户和各银行间的直接连接完成跨行汇款。这种支付、资金流转模式的转变直接造成了清算方式由“支付清算相分离”向“支付清算二合一”转变,支付平台通过模拟汇款的形式实现了无需经过中央监管机构清算的自行跨行清算。监管机构也逐渐意识到由此可能带来的资金安全隐患、反洗钱监管空隙等问题,逐步采取各种监管措施填补无现金支付上的监管空隙。为改变这种无监管的清算,防止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于2017年8月下发《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要求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即网联平台)处理,终结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自行清算”时代。同时,各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也于2018年6月30日完成了与网联平台的系统对接,互联网支付正式告别“直连”时代。

  (二)记账方式:数字化账本向分布式账本转变

  资金的流转、资产的交易本质上都是通过银行、交易机构中的账本记录来实现的,账本科技(Ledger Technology)可以说是现代金融交易、金融科技的核心。从古至今,账本科技经历了简单账本、复式账本、数字化账本和现在被大家所熟知的分布式账本等四阶段的演化。 [3]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是指分布式的、在点对点网络上进行共享的数据库,该系统为达成共识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全开放的、可验证的、不可篡改的交易管理系统,在该系统内参与者无需通过传统的第三方机构就可进行交易。换言之,DLT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可追溯的精确记录,在没有中央管理者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参与者都可以保存实时更新的副本且这些副本都保持完全一致。“去中心化”是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核心内容,使系统节点上的操作者避免原本基于中心机构信用系统的高成本、低效率、不安全等弊端。[4] “去中心化”支付体系不再是由权力化的监管机构排他性地掌控,而是由全体互联网用户共同参与、权利对等、平等竞争、完全开放的创制、流通与支付过程。[5]不可否认,该种支付体系使资金实现了脱离第三方中介的快速转移,提高了交易效率。去中心化体系在金融创新、跨境金融交易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但监管机构也必将面对在去中心化体系下进行匿名交易可能带来的逃避外汇管制、洗钱犯罪等风险。尽管金融业的“去中心化”不仅是去除了传统金融活动中银行所处的中心地位,而且也去除了金融活动中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的垄断核心地位,[6]但此种脱离中心机构的交易模式并非意味着该类交易完全脱离中心机构的监管。在充分利用“去中心化”交易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对此类交易进行有效、适度监管是监管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数据监管:区块链技术与数据安全保护

  数据获取、使用的合法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问题都是监管机构针对大数据应用所需关注的问题。以分布式账本技术为基础的区块链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的对等可信数据网络技术,为构建可信、点对点数据安全共享提供了技术基础。 [7]可以说,区块链是对互联网上的数据进行确权的成本最低的技术。[8]近两年,经过探索与发展,区块链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已广泛应用,有关乎民生的食品安全溯源,也有关乎公平正义的司法证据存证。又如,美国波音公司宣布与人工智能公司Spark Cognition合作,开发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跟踪系统和空中交通管理解决方案。[9]区块链在各行各业发挥着其在数据安全性、可回溯性上的优势,为其行业领域内的相关数据、信息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区块链为技术科技企业也带来了巨大商机,提供区块链技术服务开始成为科技公司的主营内容,例如河南紫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了区块链服务平台,首先从食药品追溯入手,保证食药品在生产、流通、经营、存储等环节数据的真实性,降低企业追溯系统建设成本,为监管机构提供可信审查数据。[10]

  二、监管科技(RegTech)的国际实践与积极作用

  FinTech是金融与科技结合的产物,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变革。金融机构除了积极将科技应用于开发金融产品与业务外,FinTech的快速发展使科技逐渐被运用到监管领域,运用于防范内部风险和满足合规要求上,由此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监管部门将科技运用于对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企业的外部监管中。可以说是FinTech推动了监管科技RegTech的形成与发展。与FinTech类似,RegTech是Regulatory和Technology所组成的缩略词,简言之就是将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运用于监管领域,称之为监管科技。在金融与科技快速发展、不断融合的浪潮下,为探索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方法,各国监管机构也纷纷加入到发展科技的行列中,通过新设创新监管部门构建互动型监管,采取科技型监管方式引入区块链等技术,通过引入“监管沙盒”进行试验性监管,推动数字化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在此类RegTech的监管方法下,监管者能够有力应对如今日益碎片化、个体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对金融机构而言,也可提高效率、降低其合规成本。

  (一)互动型监管:新设监管部门

  自2015年起,全球各国陆续新设监管创新部门,虽然都意在通过监管创新部门使监管与金融科技间形成积极互动,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但在组成形式、功能导向上仍有所差异。

  1.组成形式:单一模式与联合模式

  美国、法国都是通过设立独立的创新部门,将科技创新与监管融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18年10月设立了Finhub(Strategic Hub for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取代了SEC内部涉及金融、自动化投资咨询、数字市场融资,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工作组,这些原有工作组的相应职能均集合在Finhub中,以促进SEC与创新企业、企业家积极合作。 [11]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则早在2016年5月就宣布成立了独立部门FIC(FinTech,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FIC),集合金融科技、创新和竞争力,主要对投资行业中的各类创新进行分析、判断其竞争力水平以及分析相关监管风险。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于2016年6月成立的金融科技促进小组(Financial Technology Enabler Group)则是典型的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创新部门,该小组由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跨部门成员组成,主要负责构建和强化监管政策,以促进金融创新科技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12]

  2.功能导向:业务指导模式与业务监管模式

  各国监管机构所新设的监管部门在功能定位上也各有分工。有主要为服务于金融初创企业的业务指导型部门,为金融创新企业提供指导,如澳大利亚与法国;也有主要侧重于对金融创新企业的监管,为监管此类新型企业而服务的业务监管型部门,在帮助金融初创企业适应监管的同时,更是要辅助监管机构全面了解金融创新行业,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于2015年成立的创新中心、法国AMF与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审慎监管与处置局共同创立的金融科技论坛(FinTech Forum)都致力于为相关金融初创企业提供指导,属于业务指导型的创新部门。澳大利亚政府的创新中心,主要是在澳大利亚监管体系下给予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相应帮助与指导,这些企业可以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委员会在许可程序和关键监管问题上给予相应的指导。[13]法国的金融科技论坛则旨在解决在金融创新背景下金融监管与监督所面临的挑战, [14]安大略证券委员会(Ontario Securities Commission, OSC)则是加拿大第一个成立创新支持部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其成立的新金融技术中心主要服务于帮助金融技术初创企业更好地适应监管,同时也为监管机构更全面地了解金融创新行业提供保障。 [15]

  (二)科技型监管:引入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可完善现行的结算和清算方法,在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安全保护上发挥积极作用,部分国家金融机构也正致力于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结算和清算系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提出Project Ubin计划, [16]希望通过与各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合作,探索如何将分布式账本技术有效应用于支付和证券交易的结算与清算,最终目的是要开发一种以数字中央银行发行的代币为基础的、更为简便的结算清算方式。MAS早在2016年11月就宣布与分布式分类账本技术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一项概念验证项目,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银行间支付。MAS和新加坡银行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anks in Singapore , ABS)于2017年10月5日发布的该项目第二阶段报告显示,由11家金融机构和5家技术公司组成的研究团队已成功开发三种不同的软件原型,通过流动性储蓄机制来完成银行间的结算与清算,同时MAS与ABS宣布公开软件的源代码以及技术性文档,鼓励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利用该源代码进行研究与创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s Commission, SEC)则在寻求相关区块链供应商帮助其确定和监控基于数字资产的风险。

  (三)试验性监管:“监管沙盒”

  对金融监管各类条条框框的规制及准入条件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金融科技创新的活力,但任何金融创新都离不开权威有效的制度性监管。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环境下,监管机构面临着艰巨的挑战。监管机构在构建新的监管方法时,一方面要考虑到该监管方法不会过分抑制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该监管方法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相继引入“监管沙盒”,以更好地保护和扩大社会公共利益,防止那些未经试运行、试监管就草率推出的金融创新所造成的不利影响。[17]

  “监管沙盒”有助于减少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在其2017年10月发布的《监管沙盒运行报告》(Regulatory Sandbox Lessons Learned Report)中明确指出,“监管沙盒”本身就是创新的一部分,监管沙盒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在真实市场中测试其创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环境,同时又为测试的运行提供适当的机制保障。[18]英国FCA在上述《监管沙盒运行报告》中总结了沙盒测试运行一年后所取得的四方面主要成效:一是监管沙盒所提供的专业化监管减少了向市场推广创新的时间与成本,第一轮被许可进入测试的企业中有75%都成功通过了测试;二是在沙盒中进行试验帮助创新企业获得相应融资,在第一轮完成测试的企业中有40%在沙盒测试过程中或测试结束后获得了投资;三是使产品经过测试并进入市场;四是监管沙盒为FCA(监管机构)创造了与金融创新企业合作的机会,共同构建新产品、新服务中的消费者保障机制。

  同时,“监管沙盒”有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有效减少因创新金融产品运行中的未知因素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英国FCA对于监管沙盒的准入标准、运行程序以及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措施均有明确规定。在准入标准上,英国FCA列出了刚性准入门槛:一是创新的地域范围,应当是针对英国市场的创新且接受英国FCA的监管;二是创新的内容,必须是实质上的创新,不同于市场上现有的产品或服务;三是消费者受益,也就是该金融创新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为消费者带来利益;四是确有进行沙盒测试的需求,指的是企业的创新产品或服务无法通过其他方法实现测试目标,其确有需要进行沙盒测试;五是拟测试企业已做好相应准备,包括已制定有明确目标、参数和成功标准的测试计划,有充分的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措施并且能够进行适时补救等。[19]

  (四)数字化监管:自动报告

  监管机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日益增多的数据报告要求,一定程度上都会增加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创新产生抑制作用。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提高了金融监管标准。随着监管压力、数据报送压力的增加,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也日益增加。RegTech的应用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改善严格监管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同时有效防控内部风险。为应对合规、监管费用的增加,金融服务业开始采用数字化、自动化的程序来进行报告,进而促使创新科技逐渐成为企业解决合规问题的有效途径。 [20]自动化、数字化的监管程序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精简、便利、快速的数据报告通道,有效减轻数据报送和处理压力。

  自动化、数字化监管也可以帮助监管者实时掌握创新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交易模式,了解市场操控、内部欺诈和风险等情况,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进一步提升监管价值。奥地利七家银行于2014年共同成立了奥地利数据报送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中央数据报送平台,建立了一种多维度的数据报送模式,即智能立方(Smart Cube),通过统一数据报送标准、多维度数据收集、整合和存储的方式,提高了监管数据报送效率。 [21]

  三、未来展望:国内RegTech发展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的价值取向是考虑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两者之间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平衡的问题。[22]其中的金融自由所指向的就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的自由度。对于金融监管机构而言,在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技术发展的同时,又要回应有效监管的问题。如上文RegTech的国际经验所述,RegTech已逐渐成为各国监管机构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综合各国经验来看,RegTech要求的是技术导向型的监管方式,而非纯粹的金融或法律导向性的监管方式。[23]如何应用科技实现金融监管的变革和完善,如何构建以数据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如何将新型科技、技术应用于金融监管,从而达到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间的平衡,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如今科技引领金融发展、科技辅助监管的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主体转变:由监管机构主导RegTech发展

  RegTech的主体由三个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市场部门和参与者组成。其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业。金融机构运用技术以满足监管要求。其二,是监管者。监管者也面临着需要利用科技来应对现今快速变化的、迅速增长的跨境市场的监管需求。其三,是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在未来几年内都将面临金融系统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对RegTech的使用和依赖也会日益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统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跨国银行开始寻求有效工具或技术来应对大量新出台的、复杂的监管规定和合规要求,进而也推动了RegTech的发展。然而,就目前而言,监管科技仍滞后于金融科技发展,其原因在于原本应当作为RegTech主导者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科技的应用上仍然处于被动状态,RegTech的发展主要是由希望降低合规成本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所推动。其根源在于金融监管者无法与金融创新者同步掌握新兴科技或技术,技术条件和能力的匮乏使得监管者无法充分利用技术手段进行金融监测。

  在金融科技发展所形成的全新金融生态环境下,监管机构必须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推动RegTech发展的主导者。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旨在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强化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5月成立的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同时提出要强化监管科技(RegTech)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24]这一系列举措都预示着我国金融监管者、政策制定者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科技给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带来的挑战。

  (二)监管核心转变:构建以数据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市场的发展日益依赖于数据,金融机构和企业借助科技进行数据的收集、筛选和分析,从而对其金融业务开展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作出信用评级,如运用云计算、大数据、预测编码等。数据监管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监管科技的运用,特别是自动化、数字化监管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与监管的结合,可以减少监管机构对那些因新型金融科技的出现而逐渐碎片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监管难点。

  其一,要推动自动化监管。由于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和自我调节性、监管资源的有限性,监管者完全依靠人力资源进行风险评估并不现实, [25]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统一金融电子数据收集系统,构建自动化的数据报告程序,为金融机构合规工作“减负”的同时,有效提高金融数据的使用率。其二,要推动数字化监管。主要是将互联网、大数据与安全监管相结合,实现监管内容数字化、监管行为数字化,以有效应对如今数字化货币、无现金支付的金融市场监管需求。一方面,RegTech可以通过实现纸质报告流程的数字化达到有效降低监管成本的目的,提高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效率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全程留痕、永久储存;另一方面,RegTech能够通过建立数字化监管系统达到监管过程可追、可查的目的。其三,要构建智能化监管。建立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据甄别筛选系统,主要表现为数据甄别、数据分析与监管决策的智能化。但需要明确的是,智能化在金融监管中仅仅是辅助作用,其无法完全取代监管者的人工判断。[26]监管自由裁量权仍然应当由监管者行使,该种自由裁量权可以依托于监管科技对大量、复杂的数据的分析和跟踪。监管者通过计算机算法、建模等方式建立起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筛选系统,起到对金融数据进行初步分流、过滤的作用。

  在推动监管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还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以及配套保护机制。第一,要建立智能识别和人工分析决策相结合的风险预警机制。构建智能识别异常数据、标记异常数据的系统,然后由监管者对异常数据或机器提出预警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第二,要建立数据保护的配套机制。在上述数据自动收集、筛选、智能识别的过程中,要始终确保数据安全,不仅是要防止数据泄露,更要防止数据篡改,以确保监管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一方面要构建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法律层面规范数据获取方式、使用途径。如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RPR),该条例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覆盖面最广泛的全球性数据隐私保护法规,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不合规的企业可能面临高达2000万欧元或是其营业额4%的罚款。[27]另一方面,要依托新技术、新科技为数据安全提供技术性保障,可以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不可篡改性、验证性运用于金融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

  (三)监管方式转变:构建技术导向型的监管方式

  面对国内金融市场在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新科技应用上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要积极适应由此对监管方式带来的转变,在原先金融导向型与法律导向型的监管方式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新技术、新科技的深入应用,逐渐向技术导向性的监管方式转变,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效果。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在减少特定的法律风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将交易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的某些条款和条件自动化 (比如在自动化合约中嵌入自动支付利息条款),以减少在协议期限内交易主体未按合同条款规定执行的风险。区块链技术则可以在交易数据安全性、可靠性,交易的快捷性、便利性上为金融监管发挥积极作用。监管机构可以将支付清算业务与区块链技术有机融合,借鉴域外研究和试验经验,在现行中央银行清算系统的基础上,建设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支付清算系统作为有益补充,填补监管机构在应用区块链技术上的空白,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支付清算体系。

  应用新科技的同时,监管机构仍要加大技术导向型的研究力度,结合现有国内、国际应用经验,全面分析新科技在监管领域的可应用方式以及相应风险。目前,分布式账本技术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应用尚不成熟,但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跨境支付清算领域,区块链的应用较为广泛。在深入推进应用区块链技术前,要充分考虑到区块链技术可能带来的违约、欺诈风险,其交易匿名性可能带来的洗钱风险等,要充分分析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对其运行进行安全性评估。另一方面,监管机构要加强技术导向型人才培养,在金融监管的人才培养上应不断融入科技型人才,培养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复合型监管队伍。

  (四)试验性监管:包容审慎型“监管沙盒”

  监管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创新,因此与那些严格监管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监管较松的国家和地区,其创新、发展的空间更大,且在严格监管的环境下企业在进行创新时需要投入的成本也更多。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我国金融市场规模较大、金融创新动力较强。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以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采取的是松散式监管,该种松散式的监管形式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充分的试验和创新的环境,因此其认为中国并不急需“监管沙盒”,因为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性的“沙盒”。[28]然而,从近两年国内大量P2P网贷平台出现“崩盘”,大量个人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来看,我国以往相对较松的监管环境尽管为新型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推出提供了良好环境,但同时也埋下了无力应对新型金融产品风险的隐患。

  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市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城市进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中国版“监管沙盒”在内地试行。2020年3月,根据央行公布的已完成登记的第一批创新应用来看,主要是各大商业银行作为申报主体的金融产品,在技术的应用上也侧重于现在相对较为成熟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同年4月,监管沙盒的试点再次扩大至上海、深圳、重庆、杭州、苏州、河北雄安新区等6地。[2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在坚持双层运营、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并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当前阶段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目前来看,我国监管沙盒的试点与应用相对较为严格谨慎,这也是出于对新监管模式下监管效果与监管风险未知等因素的考量。在后续推广应用中,可以通过不断优化监管沙盒准入条件、构建全面安全退出机制以及效果评估机制等方式,逐步加大其包容性。一方面要从金融创新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出发设定严格的监管沙盒准入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金融创新活力以及金融初创企业的需求,构建相应的安全退出机制以及效果评估机制。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本国金融市场环境,构建一个成熟的本土化金融监管沙盒,以达到审查金融创新、测试社会效果、探索监管方法、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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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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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涛,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诸方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丁,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