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2020-04-24
24 2020-04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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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作者:胡雯

  问题:如何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现实路径是什么?

  当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给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疫情冲击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经济要冲破疫情“阴霾”,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潜力和动能,仍须持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发展韧性和发展质量。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工作非常清晰的主线,强调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调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其核心要义是要从需求侧为重心转向从供给侧发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马克思指出:“要给需求与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的反复。”需求和供给是市场经济内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则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种基本手段。回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经济学家对侧重于需求管理亦或供给管理持不同看法。从古典经济学者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出清”,均立足供给一侧,强调产品供给能自动创造产品需求,从而价格机制总能自动实现供需均衡,经济社会不会出现供给过剩。但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将眼光投向需求一侧。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并提出政府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进而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并逐渐运用纯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显然,需求侧管理着眼于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通过“逆周期相机抉择”进行短期调控,以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即,经济过热时,采取相对收缩的政策以抑制总需求过度膨胀,而经济下滑或衰退时,则采取相对扩张来刺激总需求。我们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则属于典型的需求侧意义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范畴。

  但面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动力及其结构升级,需求侧管理便表现出局限性。经济学家立足供给侧,有关“到底什么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讨论一直存在。从关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有形要素投入,到关注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及管理优化、人力资本开发、制度创新等无形要素投入,经济学家发现,技术制度等要素与物质要素相结合能带来具有乘数效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显然,供给侧管理着眼于长期,重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的效率,解决经济结构优化的问题,最终要在更高的质量水平和效益水平上推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有关经济管理重心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理论也提供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发展到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传统比较优势条件均已出现巨大变化,传统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下行压力加大。这其中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这意味着,从经济演进的长周期来看,我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保持持续“螺旋式上升”。马克思强调,“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生产力所包含的劳动对象、资源及劳动力一旦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效率便会得到飞跃。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从高投入驱动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相应地,不适应于当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也须予以破除。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自我革命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当前和今后时期中国经济破解困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打好“歼灭战”又要坚持“持久战”

  迄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已近5年。我们仍有必要对“结构”的重要性及其两重含义予以辨析。直观地看,“结构”意指“经济结构”,即资源配置的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关系结构、不同所有制企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计划或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实际已涉及以何种制度安排来实现更高效率资源配置的问题,即“结构”的第二重含义—“体制机制的结构”。这正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面临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任务。

  从中短期来看,就是要抓住关键矛盾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统计公报及相关数据,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并更加注重结构性去产能和系统性优产能;自2016年9月开始,商品房待售面积即出现负增长,2019年末同比进一步减少2593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6.6%,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万户;教育、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较上年增长17.7%和37.2%,基础设施、高端制造业、新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新动能保持较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2.5%;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7.3%和13.2%。内需特别是消费稳经济作用显著,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7.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26.6个百分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大功告成。一方面,低效或无效供给问题仍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仍然显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尚存等,我们仍须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在战术上继续打好“歼灭战”。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中短期关键领域攻关的重点任务,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须注重立足中短期任务但着眼长期目标,深刻领会“结构性”的核心要义,以锐意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从供给侧入手推进结构优化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引导扩大内需、创造新的需求,并最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是一场战略上的“持久战”。

  具体而言,战略“持久战”的改革方向,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建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法治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体制机制上破除阻碍市场发挥优化配置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障碍因素。这需要全面深化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如持续深入的“放管服”改革、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等,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关键领域和薄弱领域的制度创新供给,解除供给约束、改善供给环境,构建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与潜力,最大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聚力推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三、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条件下须持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复杂而严峻,牺牲短期经济“休克式”遏制疫情及其对全球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整体而言,我国近期在股市、债市等方面表现相对平稳,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前提下,正率先走向有序复产复工和经济社会常态化恢复。这实际也是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在实践中的映射,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与金融去杠杆化风险,为保障金融安全和增强经济韧性筑下了制度和改革的“护城河”。

  为应对疫情全球流行及其经济冲击,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及时地落实了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并相继出台系列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措施,努力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创造有利条件,提供精准支持。这些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结构性”的特征,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推动改革创新。如央行自2月以来,通过不同期限逆回购、MLF、LPR等方式,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资金成本,并在2月25日,针对性地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3月16日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其中,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1500亿元。这些政策体现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强“靶向性”,尤其是精准投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中小微民营企业、农业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再如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基础上,涵盖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的“新基建”,实质是对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将通过与其关联的投融资体制、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配套等改革创新,对稳增长、惠民生、补短板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重要作用。

  从拉长的时间线来看,任何灾难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局部的、短期的,不会改变经济整体向上的发展大势。一个经济体的长期持续增长由潜在增长率决定,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及制度等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生产能力。我国要保持疫情冲击下的强防御和强自愈能力,化危为机甚至抢占先机,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向好,更需要有定力和决心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努力降低企业成本、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创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增强内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进一步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保持国际供应链畅通,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以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在更高水平的整体跃升。面对纷繁复杂和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内外部挑战,短期内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和灵活度十分必要,但从长期来看,则只有坚持定力改革开放,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练好“内功”,才能真正保持长期向好的前进方向。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区域经济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编: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