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战略定力应对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变化

2020-10-10
10 2020-10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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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作者:吴志成

  问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对此我们应如何认识并有效应对和化解这种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社会再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各国人民生命健康遭受严重威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逆流而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遭遇空前冲击,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秩序变革与转型快速推进,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乱变交织的国际形势,我国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世界乱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全球变局中抓住历史机遇,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和实际作为,为分化变动和不确定的世界努力提供维护和平稳定的正能量,增加促进合作发展的确定性,不断推动全球治理向前发展。

  一、辩证认识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和社会政策话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也成为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常用话语。国际问题研究语境下的不确定性通常是指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那些难以确切认知或不可有效预测、没有规律和必然性可循的现象、状态、结果和趋势。进入新世纪新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发展呈现出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鲜明特征,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由于不同国家的利益偏好和战略选择差异,人们的研究探索当然期待发现一种可以把握和预知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预测全球治理演进的确切状态、结果和趋势。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和系统属性,许多观念因素难以直接观察,系统效应的复杂影响也不能准确认知,信息的不完备和推论的不确定性就不可避免。就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的诸多“出乎意料”和重大不确定性看,世界发展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时发生,使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比如,英国脱欧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退出区域合作联盟的先例,在分化欧盟团结、延缓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它所折射的反一体化和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抬头,不仅削弱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也使区域合作治理遭遇挫折。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泛的全球性流行病,各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目前仍然持续攀升,不仅给国际社会造成严重恐慌和危害,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关系紧张,放大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短板与缺陷,而且成为影响当下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走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此外,世界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严重,前景难以预测,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使人类生态环境岌岌可危,等等,都加剧了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

  二、全球治理面临不确定性上升的重要原因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与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灾难等人类难以预测和抗拒的自然因素,也有人类在治理全球问题、应对风险挑战过程中自身行为的作用和影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阵痛。国际关系历史表明,由于不可预见因素多,大国力量加速分化组合,国内国际政治交织,国际体系转型常常伴随各种不确定性,甚至引发严重冲突。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源于国际格局调整本身,表现为权力转移导致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大国关系动荡不稳,地区秩序变乱不定,全球化进程曲折起伏,也可能源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各国感知不同、措施迥异,全球合作治理更加艰难。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安危与共、休戚相关使国际关系变得高度敏感和脆弱。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变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与此相应,近代以来世界权力在少数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并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把持国际秩序的历史正在发生改变,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制度性困境,转型与变革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这种历史大势,少数守成大国并不甘心接受,甚至任性脱钩孤立,蜕变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失序危险。

  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倾向的涌动抬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全球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全球治理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大阻力,逆全球化思潮及其政策导向在一些西方国家强势泛起,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多边自由贸易和海外自由投资推进艰难。政治保守化内顾倾向加重,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减弱。民族主义极端化,开始实行本民族至上和排外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扩散,阻碍了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深化,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与冲突增多,造成全球经济波动不稳,而且还可能激化国家间矛盾,冲击和割裂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裂和战略互疑,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蒙上阴影。

  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加重。在行为体互动层面,全球治理不确定性增加的重要原因就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与利益争夺。国家利益的矛盾既源于脆弱的全球体系,也来自国家目标或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相互冲突,这些都有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努力。冷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困境的化解和世界新秩序的期望过于乐观,实际上21世纪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亚于冷战时期。一方面,美国与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战略不信任,这些国家被认为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合作与对抗的交织之中,双方互信的缺失构成了不确定性的客观基础。其他国家间也因领土争端、宗教矛盾、资源开发等问题存在安全困境,加大了合作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失衡与资源稀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之间、投资国之间、投资国与目标国之间也会产生尖锐的利益摩擦。如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投资十分警惕,甚至在相关议题上极力刁难和打压中国。这些矛盾和分歧无疑破坏了全球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

  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足。国家治理危机是外部不确定性的内在根源,突出表现为公共政策减效失灵,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活力和创新不足。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下,西方一些国家陷入治理危机,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总体乏力,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原有治理制度安排僵化不变,其内在运行已经达到某种超载,而且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改革意愿下降,特别是在面对非法移民、族裔冲突和恐怖袭击等严重冲击时,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和处置,也不能回应和协调好本国民众的诉求。这些国家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承担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正义作用,因而激起普通民众对决策精英和制度体系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与政治不稳定。这些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体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民主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逆袭上台就充分凸显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乱象,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两极分化,国家治理出现了危机。国家治理体系的低效和治理能力的低下,必然导致各种破坏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引发社会分裂、动荡与失序,甚至挑动全球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三、为不确定性的世界增加稳定性确定性

  不确定性上升是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重要动向,是全球化不充分不均衡发展长期累积的集中爆发。21世纪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纪,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创造确定性,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不确定性,不断谋求我国发展,促进全球治理。

  保持坚定信心和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形势越是波诡云谲,越是面对困难和不确定性,越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战略思维,涵养战略定力,夯实战略支撑,从战略全局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要强化辩证思维,看到我国具有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等有利条件,不断增强战胜困难的必胜信心,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朝着既定目标奋力前进。要把我国发展置于全球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发挥我党治国理政的优势,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根植并有赖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国家治理危机,凸显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因此,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的确定性是应对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法宝。国家治理是由国家、社会和市场三种力量持续互动所形成的相对平衡的整体结构,现代国家治理不仅意味着完整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并实现相互平衡,还要求实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治理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优化国家能力,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要以辩证思维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特别是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对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对外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稳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乱局中的稳定器、变局中的正能量。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各国过于强调自身利益得失,国际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导向和权力争斗形式。这种倾向不仅削弱了国家间共同合作的基础,也不符合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深度依赖的现实。在现实主义权力观的支配下,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始终难以挣脱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世界总是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甚至冲突对抗之中。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将平等性、包容性和公义性置于国家间交往的突出位置,以国际合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取代丛林法则。中国特别提倡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通过加强国际危机管控,扩大大国利益交汇点,增加双边多边关系的确定性,为全球秩序回归正轨注入巨大信心和稳定,给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带来莫大正能量。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两国是维护世界稳定和全球秩序的“压舱石”,两者的良性竞合将深刻塑造未来世界面貌,两国的对抗冲突也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灾难。因此,中美应担负起全球大国责任,建立完善沟通机制,及时处理分歧,有效管理危机,防止意外事件对两国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共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促进全球化进程砥砺前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助长了逆全球化态势,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表现出极大担忧,也急切呼唤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全球化。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联通和交往合作仍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逆全球化绝非解决问题之道。新型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加平等、进程更有活力、竞争更加包容、发展更加持续、结果更加共享、文明更加互鉴,特别是要消除全球化进程中蕴含的等级化、不平衡和掠夺性等负面因素,通过公正合理的战略安排和规则体制,修正缺乏节制和规制的全球化模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互联互通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成为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促进全球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基于目前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必须从全球治理战略优化、公共产品供给、合作理念转变、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力,切实加强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解决全球问题和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优先目标,以提高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为主要内容,优化全球治理战略设计,稳健推进全球治理战略实施。增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坚持从国家实力和身份定位出发,量力供给物质型公共产品,加强制度和理念型公共产品的供给,着力增强国际机制创设能力和国际话语塑造能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互利共赢、险责共担的新型合作理念,推进开放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建设。适应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实际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复合型人才,增强我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影响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证明,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和更加凸显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全球化的方法在全球层面团结合作解决,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人类整体命运与利益休戚与共,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普遍共识,也是国际社会联手在不确定性中创造和把握确定性的最有效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倡于中国但属于世界,顺应历史立足现实更面向未来,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多元复合共同体。它基于命运共同体本源,超越地理范围、问题领域与政治制度,将理念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融为一体。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理念共识,设定共同目标,融汇共同利益,担当共同责任,实施共同行动,进一步聚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促进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编:毕阳)